屋子内，一股老旧而厚重的气息扑面而来。光线不算亮，从高窄的窗户斜斜溢出，像稀释过的牛奶，恰好够看清屋内每一件物什的轮廓。
客厅里摆着一张长桌，长桌旁边坐着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周婧猜想，这大约就是这家的女主人。
那女人蜷在靠椅上，膝盖收拢，目光从周婧他们的脸上冷冰冰地剐过去，带着不加掩饰的审视。角落的地毯边，两个小男孩靠着壁橱取暖，见陌生人进来，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墙壁被一架高大的书架几乎占满。德文、俄文、法文、还有一些周婧认不出字母的旧籍，肩并肩挤在一起。有些实在塞不下了，就干脆摞在了一起，摇摇欲坠。
书架旁边放着一架玻璃柜，徽章与雕塑在里面安静地陈列着，周婧认不出他们都是什么来头。整个柜子如同一座微型的旧时代博物馆，寂静，肃穆，却一尘不染。
长桌上铺着米白色的蕾丝桌布，洗得近乎发白，却烫得很平整。屋里的家具几乎都是老式木制的，古老，沉重，泛着岁月摩挲出的奇异光泽。
整个房间，空间不大，却井然有序。
唯一让周婧隐隐在意的是：客厅照片上的男主人，在这个时候竟然不在家。
老太太——她请他们唤她安娜·索科洛夫——步履蹒跚地张罗着，用沙哑的嗓音吩咐着女主人去烧茶。女主人起身走向了屋子后头，安娜示意周婧和陈平直接坐在长桌旁的木椅上就行。
于是周婧他俩就在木椅上坐了下来。椅子“吱呀”一声，像一声叹息。
女主人很快就端来了两杯热茶，周婧接过，笑着朝女主人点了点头，表示感谢。女人却没有理会她，径直坐回自己的角落，重新蜷起膝盖。
周婧握着茶杯，有些手足无措。杯壁滚烫，她没撒手，靠着茶杯哈着气。
陈平正用俄语与安娜低声交谈着，接着又将话里的内容翻译给周婧。安娜拖来一只托盘，里头放着一些粗糙的饼干和几颗硬糖。令人奇怪的是，她并没有过多盘问周婧他们的来意，仿佛早在他们叩门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答案。
“邮局……”安娜抿了一口茶，目光投向窗外那片灰濛濛的天。“谢尔利是我们这片儿的邮递员。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拿到工资了，所以……你们懂的，有时候心情好，开半天门。有时候一周都见不到人影。或许明天开门？或许下周开门？谁知道呢。”
安娜顿了顿，唇边浮起一丝极淡的、几乎算不得笑的笑，“一切都在‘或许’里了。”
她的语气没有愤怒，只是带着一股深深的疲惫，像是对这种情况早已习以为常。
“以前不是这样的。”安娜抚摸着杯沿，“但现在，大家都不容易。这一点也是能理解的。”
周婧和陈平说不出话来了。
安娜抬起眼，又垂下：“面包需要排队，生活却不会等你。没有办法。”
周婧忍不住开口：“没有人提出意见吗？”
安娜露出困惑的神情。陈平将她的话翻译成俄语。安娜听懂了，嘴角牵动了一下，像是苦笑，又像是自嘲：
“意见？提给谁呢？”
她停顿了很长、很长的一瞬。
“我们的国家，都已经不在了。”
这句话落进屋内，像一块石头沉入深水，没有回应，只剩寂静。
两个小男孩停止了窃窃私语。壁橱里的火苗轻微地跳动了一下。周婧屏住了呼吸，对这句话不知所措。
就在这寂静里，那女人忽然开口了。
“现在的这个国家，”她的声音不高，却像结了薄冰的河面，“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贼！”
安娜轻轻咳了一声，眼神递过去，像是在打断她，女人却并没有理会。
“他们不仅要偷走我们的财富，还想着冠冕堂皇地继续欺骗我们。偷走我们仅剩的尊严，还想要我们为此感谢他们。”她终于转过脸，正正地望向周婧，目光里没有敌意，只有一种更冷的、近乎怜悯的东西，“你们这些外来的，帮他们助纣为虐——又是什么好东西？”
周婧握杯的手紧了紧。她想说点什么，却只觉得喉咙里堵着一团棉花。
安娜没有再看女主人。她叹了口气，放下茶杯，动作很慢，像把一件极其沉重的东西轻轻搁回原处。
“她的爷爷，也是我最后一个活着的弟弟”，安娜说，语气平常得就像只是在陈述天气，“1942年，德国人的炮弹把他和其他八十多个战友一起埋进了废墟里。那年她的奶奶刚怀上孕，就成了寡妇。”
她顿了顿。
“我是1941年入伍的，在列宁格勒，是狙击手。”
她抬起那双浑浊的、却没有完全熄灭某种光芒的眼睛，平静地看着周婧。
“死在我瞄准镜里的德国人，足够装满一个公墓了。”
窗外的莫斯科，暮色正一寸一寸漫上来。
周婧低下头，茶杯已经不烫了，她却到现在一口水没喝。
她忽然想到很多年前，在周家坝的那张小床上，她拿着小手电筒和习念深一起趴在床上看书——那时她才十四五岁，自己也不是很懂书上那些晦涩的理论，只记得书中写的：苏维埃是全世界的希望。
后面，书里的称呼就变了，变成了个“社会帝国主义“的代号。
再后来，就是现在了。
旧时代的骨灰还冒着热气，有人就嗅着机遇扑了过来。周萍借势，在苏联解体之后跟着李平安做跨国倒卖和黑色交易，后来又带上了周婧，这才有了这次的经历。
有人说，在这个风口，猪赶上了猪都能起飞。
周婧自然也跟着飞了起来，但她忘不掉她读过的那些书。
窗外北风呼啸，壁炉的火苗跳动着，一明一灭映射在玻璃柜里那些沉默的徽章上。
周婧忽然想：一个把自己的名字从俄罗斯共和国改成苏维埃，改成苏联，又改回俄罗斯的国家，后人究竟得花多少力气，才能记得它改动的原因？
她抬起头，看着安娜。
老人正低头抚摸着杯沿，那只手曾经托起狙击步枪，在列宁格勒数百个日夜里，无数次保卫着自己的国家，而今却只能托着一只缺了口的旧茶杯。
安娜扯了扯嘴角，几不可察地笑道：“也许很多年后，也许没几年，就没有人记得我们了。当人们再次提到我们，就会说：哦，那是个早就已经不存在的国家，那些人为什么要打那些仗？他们究竟为了什么？是不是很傻？“
女主人没有抬头，但她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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