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想告诉你我的通讯地址，但我怕文字太长，家又很偏僻，而你无心记住；我本想告诉你我此去的落脚地，我又怕那边依然很冷，信鸽不会停留；我本想┄┄其实我只是不想打搅你的平静。
乍暖还寒的时候，鄱阳湖的风儿已是如此温馨，两岸的桃花手牵着手儿，伴着浪涛的起伏翩翩起舞；游轮惊醒了小憩的鹭鸶，“哇”一声冲向天空，自由地飞来飞去；不知何时挂在船尾的那片绿色的湖草，象在空中逶迤无我地飘着，跟着船儿、跟着我的心儿飘着。
船儿像一把剪刀，温情的将湖水分开两边，裁剪成浪花片片，片片浪花又将我的思绪揉碎，溶入湖中、溶入大海。
我明白，回头是长江，是大海，不是岸。
我生于湖边，长于湖边，劳作于湖边，水是我的来路，也是我的归程。
——别了，绿荫！
这是大学毕业后，文心写的第一篇题为《别了，绿荫》的日记，也是最后的一篇。
80年代中期，财经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很容易找到工作，实际就是要人单位申请计划，由教育部门统一分配。他本来可以留在湖北省城的，但他没有，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站出来，让祖国挑选，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为家乡的美好明天作贡献。于是他在毕业分配的志愿表上填写了服从分配，建设家乡的字眼。就这样他回到了鄱湖县，书呆子气十足地离开了绿荫，白费了绿荫为他找人安排在省城的努力。依然是那么傻里傻气，一干就干了11年，再次想起这篇日记时，他又似乎回到了大学时代，回到了与绿荫在校园里，在风景点上的那些甜美的日子。想起自己的同学在省市里已混上科处级，有的已是副厅级了，他的心里有时也不好受，论资质，论水平，自己并不比同学差，为什么越混越差呢。就说他身边吧，许多胸无点墨的人都比他混得好，一些完全不懂经济的人居然是副县长，掌管全县的经济财政命脉，他看不惯这个世道，不想这些时，他只埋头做事，一想起这些，真的有点牢骚满腹，有时甚至故意和领导唱反调，明知道领导是对的，他也争成是错的，所以他的工作做得再好，领导也只是表扬他，鼓励他，但从不提拔他。
在通往省城的快艇上，他就一直想着这些，临到码头时，他还迷迷糊糊、痴痴呆呆的随着旅客出来，早在出口处候着的“的士”一哄而上，吆喝着“去哪呀，要车不”，他糊里糊涂地上了一辆车，朝着火车站方向而去。
路上他没与的哥说一句话，他只是想，一会儿到了车站，不管是哪个方向的，哪趟车先发就坐哪趟。他是一个人出来的，不用听别人的安排，不用征求别人的意见，随意得很，就碰机缘吧。
最早的一趟车是发往广州的。
一路的颠簸、摇晃，他感觉有点疲惫，睡觉前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儿子从睡梦中惊醒，问谁呀，文心说是爸爸呀，你睡了吗，妈妈呢？儿子说，妈妈接了个电话出去了，还没回来，让我先睡。那你睡吧，文心说，爸爸明天再打电话去。
文心不去想妻子是接了谁的电话，10点多了，还没回来，明天再打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他在卧铺上躺下，睡着了。
这一觉他睡得很舒服，他很久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了，不去想千头万绪的审计案子的事；不去想他妈的仗着老子的势，不用劳动，白领工资的那些臭虫；不去想那些挥霍浪费，而不用受到制裁的官们。脑子清净了，睡觉原来这么舒服。怪不得许多当官的墙上都挂着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只有这样才能心宽体胖，心安理得，官相十足呀。
他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8点多，火车到站了，才被嚷嚷着下车的人流吵醒，他坐起身，揉了揉眼睛，伸了个懒腰，然后穿上衣服，到洗漱间草草地漱了口，打湿毛巾擦了把脸，才拎着简单不过的行包最后一个下了车，出了站。
南国冬日的阳光，虽在早上，却暖和得叫人透不过气来，文心眯着眼看着眼前的人流，发现他们大都只穿了件西装，有的还只穿了衬衣呢，而文心却穿着件皮衣，怪不得这么暖得人心慌，这里是真正的南国，越过南岭，温差已经很大，而广州又是个花城，四季都那么宜人。他有点尴尬，真是傻，他心里说，赶紧到候车室里找个空位，将衣服脱了，在白衬衣外罩了件休闲褂，下身的毛裤却没法在候车室里换下来，热就热点吧，本来就不可能一下子适应这里的环境的。
他打了车，径直来到黄埔区红山路，那里有所高等学校，学校的一位叫吕明清的副校长，是他中学时的老师。
吕老师听说是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调到这里来的，至于什么机会，文心不得而知，总之调到该校后，不到二年即升为教务副处长，处长，然后是纪检书记，到现在的副校长。文心了解他的老师，很有才能，但在家乡教了10几年的书，依然是个普普通通的语文老师，而且常常因为他的教学方法与学校和教学大纲规定的有较大出入，而被排挤和非难。没想到换了个环境，才呆了5、6年，就得到赏识，可见他真的有才能。
文心足足打了40元钱的车，才到那所高校的大门，通过门卫给吕副校长办公室挂了个电话，吕校长接了电话，得知是他的学生文心来了，立即到校门口接他，带文心到办公室小坐一会，他将手头上的事稍稍整了整，然后陪着文心聊天。他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文心，问他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文心说。在中学时文心是个爱提问的学生，吕老师很欣赏他，他们之间的交谈也特别多。但参加工作后，一开始他像学校一样，总是在开会时对机关的作风建设或审计处理方式等不合理、甚至违规的事提出异议，希望领导接受，纠正过来，但他人微言轻，根本没人采纳，久而久之，文心慢慢变了，变得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起来。
听说你这次受了不少的委屈，能说给老师听听吗？
文心本不想将自己所受的挫折和打击告诉老师的，没想到老师已经知道了。此时面对老师，他像漂泊无依的游子突然见到亲人一样，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倾吐了出来，说到动情和愤慨处，红了眼圈，差点流下眼泪。
你当时要留在省城就好了，即便留在市里面也比在县城强，凭你的资质，发展的机会要大很多。吕老师说，小县城太小了，抬头低头都是裙带，根本就没有机会给你。
说到这，就得怪老师您了，文心笑着对老师说。
怪我？老师显然还有点不解。
是呀，那时候你给我们布置作文，总是我的理想，我的志愿什么的，而且每篇作文都得写上，要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好像只有这样，才是一篇好的作文，才会在高考时得个高分，才是我们未来的唯一出路。
那不是那个时代吗？吕老师让他说得有点尴尬，他其实不是这么教学生作文的，这一点文心知道。你脑子那么好，就不会活学活用啊。
我哪有这个能力呀，我生长在农村，全家人包括左邻右舍都是务农的，能考上大学，分个工作，已经是千恩万谢了，根本就不懂得去变通，那时过春节时，家家户户的大门上的对联都贴的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你老师也是这么教我的，我想，那还能有错吗，谁知道这些都是教给老实巴交的农民的孩子的呀。
老师苦笑了二声，没有回答，只是心里在想，确实有不少农村来的孩子，接受的就是这么种教育，他们家没人熟悉这个社会，只知道拼命读书，考上大学，找份工作吃上皇粮，就心满意足，就不停地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而父母在工作单位，尤其是官场上的，他们即使成绩不好，考不上大学，有的还初中没毕业，就辍学走上工作岗位，有父母和父母的朋友们的指点、提携，大多数都比大学毕业的同年龄的人混得好得多。从某一点上，老师的确是误人子弟。就说他自己吧，要不是有朋友帮忙，点化他，他也还可能在那所农村中学里本本份份地做他一辈子的语文老师，没有节假日，没有寒暑假，为升学率而白了头。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也没有改变的教育。也许不是教育的事，而是我们的人事管理体制或更深层次的事。
文心也没再说下去，而是起身为老师削了一只苹果，递给老师。老师接了，说，谢谢，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呢？
也没什么打算，反正是公务员，听凭组织安排呗。过了年，我就到审计局下属的会计师事务所去，另外有可能的话，就找找同学、朋友帮忙招商引资，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出点力。
你们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与机关脱钩吗？
没有，对外、对上面是脱钩了，实际上没有，其他县、市也一样，省注协来检查了，塞个厚实点的红包也就解决，上面只关注会员的会费和年检费能否及时足额收到位，脱不脱钩关系他们不大。
哦，怪不得现在会计做假的越来越多，原来独立、客观、公正的中介机构自己都是假的，吕老师半认真半调侃地说。
还不止呢，这几年考注册会计师的人很多，而考上的大多是做老师或不用上班工作的，他们没有过会计实践，有的还根本就不会做会计，但他们照样能兼职并拿很高的报酬，那些假脱钩的会计师事务所，都是用了他们的资质，他们不用做事，只需在审计报告上签上他们的大名，盖上他们值钱的印章就行了，文心说。
这么说，你那个所也是这样？吕老师问，文心笑笑，没有回答他。吕老师继续说，不过现在招商引资倒是很实在的东西，沿海城市这近二十年就是因招商引资发展起来的。
就是呀，文心说，所以内地也把招商引资作为一件重大事项来抓，缩小内地与沿海的经济差距。
那你有没有好的渠道或途径呢？
没有，毕业10几年来我很少与外界联系，就是因审计案子出外调查取证，也是来去匆匆，没有留心这方面的事，说到这，文心因他的经验欠缺而显得不好意思。
我们班有个叫秦勇的你还记不记得？吕老师问。
记得，他是我一个组的，还是组长呢，怎么啦？
那一年你们同时考上大学，你上了武汉大学，他上了天津商学院。毕业后在北京的一家企业工作，不到二年，找了北京的姑娘结了婚，但结婚一年后又离婚了。
为什么？文心插嘴问。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听旁人说，那女人嫌他只是个企业的小会计，没什么出息，于是跟单位的领导有了婚外情，离婚后，他一气之下，跑到深圳打工。毕竟素质高，有水平，做了三年，得到香港总公司老板的赏识，升他做天源电子集团深圳公司的总经理，现在混得很不错了，跟我常有联系，他的路子广，朋友多，看他能不能帮你招商引资这个忙。
文心说，那就谢谢老师您啦。
谢什么呀，支持家乡经济建设，我也有份的。吕老师当即给秦勇打了个电话，说他的老同学来广州了，秦勇听说是同班同学文心来了，当即说下午赶过来，约他们晚上在新豪门大酒店吃晚饭。
入夜的广州城，是光和影的世界，白天看着并不起眼的车流，此刻却像缓缓滑行的灿烂的流星，仿佛一天的忙碌，都在晚上释放光彩。
新豪门大酒店闪烁不停的霓虹灯，更是让人觉得已置身花花世界，迎宾小姐笑容可掬的脸上，让人读出十足的商业密码。它的旁边是新豪门夜总会。
秦勇已在一楼大厅里等着文心和吕老师，上了二楼的南海厅，里面已经有四人在座。秦勇介绍说，这位是我中学时的老师吕老师，这位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文心，然后指着坐在上面侧位的人说，这是香港金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成总，他旁边的是广州市进出口贸易公司的业务处李处长，另外二位分别是他和成总的司机。寒喧几句，彼此落座。
多年不见，秦勇虽然长得比以前胖多了，但终日受海风的滋润，皮肤也细腻且黝黑，商场征战多年，酒量也大了不少。他一边很关心地问文心近年来的工作生活情况，一边喝酒。
文心没有说起他的这次遭遇，当然吕明清老师也不会说，毕竟有客人在。
香港的那位成总酒量并不怎么样，几乎没喝什么，倒了小半杯，敬来敬去，酒却不见少，脸倒是红了不少。看来真的是不能喝，所以成总只敬那么一点，文心也是一大口喝下去。一个小时不到，文心足有一斤多的白酒下肚。
这回文心的话就多了，说起了此行的目的，是想出来玩玩，说起了鄱湖县正热火朝天搞招商的事，谋求经济发展的事，吕老师也跟着，说他知道的招商优惠政策。末了，文心似醉非醉地问成总和他的同学，有没有兴趣去那边看看。
成总其实早就有心去中部地区寻求投资发展机会，只是没有合适的人引路，才没有贸然前往，说白了，是他还不相信内地会真的有那么好的优惠政策。他听朋友们说过，内地经济落后，财政困难，渴望招商有成效，所以招商政策是说得天花乱坠，而一旦商招来了，刚站稳脚跟，就工商来了，税务来了，还有许许多多的检查单位进来，简直防不胜防，原来承诺的优惠政策不是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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