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
别人提起我，总说我是那个写《诗品》的人。可在我自己心里，我首先是个读诗的人。我这一辈子，把诗读了又读，品了又品，最后把它们分成了三品——上品、中品、下品。
他们说我“好学，有思理”。其实我只是放不下。放不下那些好句子，也放不下那些写坏了的诗。
一、颍川
我生在颍川钟氏。七世祖钟雅做过晋朝的侍中；父亲钟蹈，做过齐的中军参军。我兄长钟岏，弟弟钟屿，都好学，在乡里有些名气。我们兄弟三人，从小在书堆里长大。我记事起，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简。父亲指着那些书简说：“这是我们钟家的底子。你们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不辱没这个姓。”
我少年时好读《周易》，读到废寝忘食。永明三年，我与兄长一同入了国子学。国子祭酒王俭很赏识我，他说我有“思理”。我不太明白什么叫“思理”，我只知道，我读一首诗，能读出别人读不出的东西。那些句子在我心里翻来覆去，像水里的石头，磨了又磨，磨出光泽。
后来我举了秀才，做了王国侍郎，又迁抚军行参军。官不大，可我并不在意。我真正在意的，是诗。
二、读诗的人
永明年间的建康，诗风很盛。谢朓、沈约、王融、范云——他们写“永明体”，讲究声律，讲究四声八病。他们聚在竟陵王西邸，喝酒、谈玄、作诗。我也读他们的诗，可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问：诗是这样写的吗？那些讲究声病的句子，读起来确实顺口，可顺口就等于好吗？
我读《诗经》，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读“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那些句子没有什么四声八病，可它们流传了几百年，依然能让人心里动一下。我又读曹植，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我也读阮籍，读“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那些句子里的力量，不是声律给的，是性情给的。
那些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诗到底是什么？
三、诗品
天监初年，我由齐入梁，做了晋安王的记室。记室不是什么大官，可我乐得清闲。晋安王萧纲年轻，也好诗。他对我很礼遇，我便安下心来，做一件我酝酿了很久的事。
我仿汉代“九品论人”的先例，把从汉到梁的五言诗人，按高低分为上、中、下三品。不录存者，只评已故之人。不是我不想评活人，是因为活人还在写，还没写完。一个没写完的人，不该被盖棺论定。
我用了很多年，反复读，反复比，反复想。哪些人的诗能入上品？哪些只能屈居中下？我把他们一个一个摆出来，像摆棋子。
上品有谁？曹植、阮籍、李陵、班婕妤、王粲。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阮籍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读一遍是一层意思，读十遍又是另一层。那些诗放在上品，我放心。
中品有谁？嵇康、张华、潘岳、陆机、谢灵运、陶渊明。陶渊明那时候还不被世人看重，有人把他的诗当成田家语。可我知道，他“风华清靡”，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我把他放在中品，不是贬他，是给他一个他该在的位置。
下品有谁？班固、郦炎、赵壹。不是他们写得不好，是写得不够好。诗这个东西，差一点就是差一点。差一点，就上不去。残酷，可这就是诗的规矩。
写《诗品》的时候，我常常半夜醒来，披衣点灯，把某一句诗再读一遍，然后提笔修改。我妻子有时候醒了，问我：“又改？”我说：“改一个字，改一个品级，都像在改命。”她说：“别人的命，你改得了吗？”我说：“改不了。可我至少要让后来的人知道，谁的诗该被记住。”
四、沈约
写《诗品》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人——沈约。他是文坛领袖，声律论的倡导者。我曾拿着自己的诗去求他品评，他没有理会我。那件事我一直记着。不是记恨，是记着——一个文坛领袖，不该只看见自己的标准。我在《诗品》里把他放在中品。有人说我是在报复他。他们不懂。我把他放在中品，不是因为他写得不好，是因为他的诗里，多了声律，少了性情。谢朓、江淹、范云也都在中品，我没有贬他。我只是觉得，一个太讲究声律的人，终究离诗的本源远了一步。
唐人李延寿在《南史》里记了这件事，说我“求誉于沈约，约拒之”，所以才把他放在中品。他们把我当成一个记仇的人。可他们不知道——我写《诗品》，不是为了报复谁，是为了让诗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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