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
这原本只是岁月长河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初秋之日。
但对于这片满目疮痍、浸透了三千五百万军民鲜血的古老大地来说。
这一天，是整整十四年极夜过后的第一缕真正的晨曦。
重庆，这座常年被浓雾和日军轰炸机的阴影笼罩的陪都，在这一天的清晨，彻底沸腾了。
雾气还未完全散去，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便已经像海啸一般席卷了，这座山城的每一个角落。
从朝天门码头到沙坪坝，从上清寺到较场口，所有的街道、里弄，都被硝烟和震耳欲聋的声浪填满。
**燃烧后刺鼻的硫磺味，在空气中浓烈得几乎让人睁不开眼。
天空中飘洒着纷纷扬扬的红屑，那是数不清的爆竹炸裂后落下的碎纸。
它们像是一场倒下的红雪，在泥泞的青石板路上、在残破的瓦砾堆间，铺起了厚厚的一层，足有两三寸深，踩上去发出绵软的“沙沙”声。
较场口的广场上，十万民众犹如决堤的潮水般汇聚于此。
中美英苏四国领袖的巨幅画像被高高挂起，巨龙在人群的头顶翻滚舞动。
锣鼓声、口哨声、甚至是用木棍敲击洋瓷脸盆发出的“当当”声，交织成一曲毫无章法却又震撼人心的还乡曲。
“日本投降啦！小鬼子签字啦！”
报童们挥舞着手里散发着浓烈油墨香气的号外，穿梭在狂欢的人群中。
他们的嗓子早就喊哑了，但依然拼尽全力地嘶吼着。
在熙熙攘攘、欢呼雀跃的人潮边缘。
一个穿着洗得发白、下摆打着好几个补丁的旧长衫的老人，静静地靠在一根被炸断了一半的电线杆上。
他没有笑，也没有跟着人群去抢那些从天而降的传单。
他的双手，死死地抱着一块粗糙的柏木牌位。
牌位上的金漆已经剥落了大半，依稀可以辨认出“吾儿张克明之灵位”几个字。
老人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
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此刻大颗大颗地滚落着浑浊的水珠。
那些泪水滴落在木牌位上，渗入木纹的缝隙里。
“克明啊……”
老人的声音很微弱，瞬间被周围的锣鼓声淹没。
“你听见了吗？打赢了……咱们打赢了……小鬼子投降了……”
他的儿子，是一九三八年死在台儿庄北门的一名普通川军士兵。
走的时候才十九岁，连个媳妇都没来得及娶，只给家里寄回了一封写着“尽忠不能尽孝”的绝笔信。
七年了。
两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老人每天都在数着日子熬。
他熬过了重庆大轰炸的防空洞，熬过了法币贬值后连糠麸都买不起的饥荒。
他凭着一口气活到了今天，就是为了亲耳听到这句话。
老人缓缓地顺着电线杆，滑坐到那层厚厚的红色爆竹纸屑中，将那块牌位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仿佛那是他儿子尚带余温的躯体。
他张开没剩下几颗牙齿的嘴，发出一声犹如负伤老狼般的号哭，却在下一秒，这哭声便融入了这整座城市巨大的悲喜交加之中。
在距离较场口不远的化龙桥，《新华日报》的印刷厂里，老旧的印刷机正发出不堪重负的轰鸣。
滚筒将浓黑的油墨均匀地刷在粗糙的新闻纸上。
报纸的头版醒目位置，刊登着**中央主席****同志那笔力遒劲、气吞山河的题词：
“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这十二个字，力透纸背，带着一种磅礴力量，宣告着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蹂躏的伟大民族。
终于在血火中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时刻。
……
同一时间。
冀中平原，安平县城遗址。
两年前的那场绞肉机般的血战，将这座古城彻底抹平。
如今，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那些残垣断壁，依然静静地矗立在初秋的荒草之中。
当年被鲜血浸透、被履带碾压成烂泥的黑色冻土，如今长出了一人多高的野蒿子。
风吹过野蒿，发出类似于成千上万人低语的沙沙声。
张金凤穿着一身干净的八路军灰色军装，左手提着两个粗瓷大碗，右手拎着一个没有任何标签的黑陶酒坛。
他的步子迈得很稳，皮靴踩在掩埋着无数尸骨的土地上，避开了那些隐约露出的生锈弹壳和破碎的砖瓦。
他走到当年县衙后院的那个半地下指挥所遗址前，停下了脚步。
那个曾经作为最后防线的地窖入口，早就在日军最后的疯狂爆破中塌陷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长满了青苔的凹坑。
张金凤没有说话，他弯下腰，将两个粗瓷大碗稳稳地摆在凹坑边缘的平地上。
他咬开黑陶酒坛的泥封。
一股浓烈、辛辣的汾酒香气，瞬间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咕咚、咕咚……”
清冽的酒液倒满了两个大碗。
张金凤自己端起其中一碗，目光扫过这片空旷而死寂的废墟。
他的脑海里，瞬间闪回了两年前那个地狱般的黎明。
“同志们。”
张金凤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种极度克制的颤抖。
他看着那个凹坑，眼眶一点点变红。
但他死死地咬着牙，不让眼泪掉下来。
他是这支队伍里的悍将，是活阎王，他不能在死去的兄弟面前流马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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