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昭衣记得城南那间破院的每一个晨昏，记得每一缕从破窗棂挤进来的光的角度。那是隆兴元年的春天，倒春寒的尾巴绵长而阴狠，像钝刀子割肉。
十个月前，她攥着最后一匹云母纱和几串剪断的线头，从客栈那间终年不见日头的下房走出来。怀里那匹用油纸和粗布裹了又裹的纱，是她全部的家当，也是阿娘留在世上最后的痕迹。临安是回不去了，绣院的路也断了。天下之大，她不知该往哪里去，只记得阿娘祖籍在东南，便跟着南下的船，一路到了这州府。
城隍庙后街名副其实，裁衣铺子一家挨着一家，幌子在风里晃着“苏样”、“京绣”、“时新”的字样。她一家一家走过去，问是否收绣娘。回答大同小异：工钱日结，只管缝补锁边，不动裁剪，更别提独立做成衣。针法？不是本地流传的苏针、套针，便无人认得。“云母染缬？”一家铺子的老裁缝抬起昏花的老眼，从玳瑁眼镜后瞥她，“丫头，那是绍兴年间的老黄历了，宫里都不一定有人会使。你会？会也没用，没人敢穿，也没人认。”
她没再解释，抱着那匹纱，沉默地退出来。傍晚的风更冷了，吹得她单薄的褙子紧紧贴在身上。她站在街口，看着人流往来，摊贩收市，炊烟从四面八方升起，却没有一盏灯是为她亮的。
最后，她走到城南。这里的房子明显破旧许多，路面也不平整。那间破院就在一条窄巷的尽头，门楣上的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朽坏的木头。门槛上坐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就着最后的天光剥豆角，豆荚碎裂的“噼啪”声在寂静的巷子里格外清脆。
老太太抬头看了她一眼，眼神浑浊却锐利。“租房子？”
“是。”
“一个月三百文，押一付一。前面租客是个画扇面的，徽州人，去年冬天回老家了，说这儿潮，骨头疼。”老太太语速很快，不带什么感情，“屋里啥也没有，就一张破床，一张瘸腿桌子。灶台倒是能用，柴火自己劈。”
“我租。”沈昭衣从怀里摸出小心保管的碎银，数出六百文，递过去。那是她最后的一点钱。
老太太接过钱，掂了掂，没数，顺手扔进脚边的竹筐里，和豆角混在一起。“西厢房，钥匙在门框上头。”说完，继续低头剥她的豆角，仿佛租出去的不是一间房，而是一件无关紧要的旧物。
推开门，一股陈年的霉味混合着灰尘扑面而来。屋子比想象中更小，更暗。但东边有一扇窗，窗纸破了大洞，却能望见外面一小方灰白的天空。就这里了。
第一日，她将那匹珍贵的云母纱仔细锁进从客栈带来的旧藤箱最底层，像埋葬一个暂时无法实现的梦。然后拿着仅剩的几十文钱，去市集买了半匹最寻常的素绢。不是做衣裳，她没把握立刻就能接到成衣的活计。她想起阿娘说过，手艺人的路，有时得从最细微处走起。
她裁了一整日，将那半匹素绢裁成大小均匀的方块。不是帕子，不是衣料，是小儿贴身穿的肚兜。最简单的款式，不绣繁复的花鸟，只求贴身、柔软、针脚密实。阿娘教过她一种收边的方法，将边角细细折进去，用藏针法缝得平平整整，最后收成一个小小的云纹结——不扎皮肤，又比光边结实。这不是时兴的样式，甚至有些过时，但是她最熟悉、最有把握的。
做了三件，她将其中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用熨斗（向隔壁老太太借的，烧热了砖头代替）熨得平平整整，在第四天傍晚，天色将暗未暗时，挂在了破院的门边。没有标价，也没有吆喝。就像一个无声的试探，看看这冰冷的世间，是否还有一丝缝隙，能容下这一点点陌生的手艺。
挂上去时，她心里是空的，不抱什么期望。城南住的都是寻常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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