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正式地写下这篇作品之前我问过自己，为什么再次让她们出场呢——因为我想给她们不一样的人生，她们也更应该拥有这次全新的生命和旅程。既然男本位的超英系列有多重宇宙，那么女本位的故事与主角同样可以具备无限的可能。关于我的创作意图，我想分享一些个人对创作的看法，可能有谬误的地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
1.反叛“男社的文艺论”，打破创作房间的“幽灵效应”，拒绝权威与个人崇拜。在男性所主宰与编造的世界，男学者和男作家提出的文艺理论无疑是从他们的视角看待创作——从只强调个体情感的表现论，主张艺术无关社会功能的形式主义，接受美学中提倡作者应多在文本留有空白与多义性的表达，以及艺术应通过象征和隐喻传递意义的符号学美学，Marxism美学则单调地将艺术等同于社会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反应，而后现代主义虽旨在消解宏大叙事和宣扬多元化、却在解构陷入抽象的“为解构而解构”的悬浮……无论是理应避免私人化观点带进文本的论调，还是过度地突出微观的政治生命学功能，男性学者们的理论都忽略了女性的角度，直到女性文学批评、《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她们自己的文学）伊莱恩·肖□□著/1977》开启了对女性创作的探索，重构文学史和讨论写作策略，女性文学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而非孤立的叙事，男性的文艺批评已不再适用，正如提出“抗拒式阅读”的朱迪斯·菲特里所说：“女权主义的批评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抵制性而非认同性的阅读，应该将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男权主义思想荡涤干净”。在21世纪的今天，我想反思地继承部分方法论仍有必要——
2.绝不存在没有政治意味的文娱作品，更不存在脱离意识形态的纯粹的审美，女性作者不要畏惧写作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流露，不落入“文学应符合纯粹的审美而远离政治功能”的陷阱。男作家普遍相信在建构故事时呈现个人对政治的看法是错误的、会消减作品本身的美学意义，但是这种方法显然只适用于他们，男性语言思维存在许多限制，他们过分以自我为中心、运用更直接的“报告式语言”，而女性则运用情感连结式沟通（“Difference Model theory” from Deborah Tannen），以及男性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处于权力高位的凝视，正是与反映真实社会的创作意图相悖，如《Invisible Women（看不见的女性）卡罗琳·佩雷斯著》所言：“……对他（特指男性）来说，他看世界的方式是普遍的，而女权主义——从女性的角度看世界——是小众的，是意识形态。” 实际上女性看待世界的角度才是发现一切问题根源的关键，女人所处的现实和她们对此的思考之间就形成了真实与理念互文的美学效果，所以女性作者的创作完全可以跳脱男学者的批评框架，不惮于表现自我的政治认识。
3.女人的写作是围坐在一起谈话。女性的对话会是一种对社会真实面貌的再现。削减作者的权威性、以开放的结构欢迎读者的讨论，同时不忽视处于中心位置发展情节的作者，切割“争名逐利及强烈偶像崇拜”的男性文娱，形成与他们截然相反的有机创作空间，不再是单纯以“影响的焦虑（男学者以弑父为喻，认为后辈诗人“儿子”应毁灭诗歌传统“父亲”，诗的意义在于诗歌和诗人的竞争关系……这样的理论也是男社视角的典型）”驱动创作。
4.真实的宏大，是女性为中心的崇高叙事。在男社发动战争的本质除了是以最直接野蛮的方式掠夺资源外，也是维护男性这一性别强权的手段，“通过研究所有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的本质，也证明了男人们——这些男人在本世纪初和全部历史的转折时期把世界投人了战争，这有一种基本的共性，即男人就是暴力。如果要维持一种以暴力为基础划分等级的制度，那就必定需要暴力：重新把男性的陈规陋习理想化，不仅标志着价值的一种倒退转化，而且标志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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