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纽约,索尼音乐大厦。
Tommy Mottola的办公室在顶层,落地窗外是中央公园那片刚返青的绿。
他手里转着一支万宝龙,桌上摊着一份Epic的季度财报,但目光落在另一份东西上。
一份只有两页纸的内部备忘录,标题写着“Onyx Records:独立发行网络评估”。
Tommy Mottola,这个名字在1990年的美国音乐工业里,代表着一种冷酷的新秩序。他刚刚坐上索尼音乐掌门人的位置,手里握着George Michael、Billy Joel、Bruce Springsteen这些王牌。
但他比谁都清楚,索尼的版图上缺了一块最肥的肉——Michael Jackson。
在另一个时空里,正是这个人,用一份又一份精密的合同,把Michael从王座上一点一点拽下来,最后逼得他四处奔走、身败名裂。
但此刻,Mottola还什么坏事都没做过。他只是个坐在权力巅峰的商人,盯着Onyx那份独立发行网络报告,像猎手盯着猎物的弱点。
你对他的恨,在这个时间点上是“超前”的,是带着另一个时空的记忆去恨一个尚未作恶的人。这种恨,比任何现实的商业博弈都更残忍。
“所以,”Mottola把备忘录翻到第二页,酝酿,“他们已经在开始录制新专辑了。而且,这张新专辑,Onyx根本不打算走我们的P&D协议。”
坐在对面的Epic总裁点了点头:“他们从1980年开始就在铺这条线。Sterling家族的渠道,加上过去几年Sia吃下来的那些独立发行商。欧洲那边,他们甚至绕开了我们直接跟港口的分销商签了约。”
所谓的P&D协议,是Press and Distribution的缩写:压片和分销。
在唱片工业里,这是大厂牌控制独立厂牌的命脉。你生产了唱片,但没有压片厂,没有卡车把黑胶送到全美的音像店,你的歌就是一堆没人听的塑料。
1975年Onyx刚成立时,不得不借Epic的P&D渠道来发The Jacksons的唱片。但你花了整整十年,从Julian Sterling的渠道起步,到Sia一家一家吃下濒临破产的小发行商,硬生生把这条命脉攥在了自己手里。这意味着,《Dangerous》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不需要被任何大厂牌压制。索尼手里那张P&D的牌,在Onyx面前已经失效了。
Mottola把备忘录合上,靠在椅背上。他1990年刚刚接手索尼音乐,手里有George Michael,有Billy Joel,有Springsteen。但所有人都知道,索尼最想要的那个人,不在索尼手里。
“Michael Jackson的合约,”Mottola开口,声音不高,“是跟Epic签的,还是跟CBS签的?”
“法律上是跟Epic。但Onyx当年截胡的时候把独立经纪约和词曲版权都拿走了。Epic只剩发行权,而那个发行权,他们现在不用了。”
这是你十五岁时布下的局。1975年,你从Epic和摩城的夹击下截胡了The Jacksons,拿走的不是唱片约,而是独立经纪约和词曲版权。唱片约可以签给任何厂牌,但经纪约意味着Onyx是Michael唯一的代理人;
词曲版权意味着他写的每一首歌,版权都在Onyx手里。Epic只剩一个“发行权”,而现在,Onyx连发行权都不需要Epic了。Mottola此刻面对的,是一个被你一个小姑娘在十五年前就设计好的、几乎无懈可击的资本堡垒。
Mottola沉默了几秒。窗外的光打在他侧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给我接Branca的电话。”他说,“不是律师,是John Branca。Michael的私人顾问。”
Branca是Michael的私人律师,也是当年帮他买下ATV版权的那个关键人物。Mottola绕开Onyx,直接找Branca,是在试探Michael身边有没有可以被分化的裂缝。
这是索尼最擅长的打法:不从正面进攻,从内部渗透。
……
1990年5月,圣巴巴拉,Neverland。
Teddy Riley是六月的一个下午到的。他开着一辆不起眼的车从洛杉矶过来,后备箱里塞着鼓机和几盘刚录好的节奏轨道。他二十三岁,在New Jack Swing这个圈子里已经是公认的先锋,Guy的《The Future》让他在纽约站稳了脚。但当他真的把车停在Neverland主宅门口的时候,他还是紧张得手心出汗。
New Jack Swing,这个词在1988年由Teddy Riley一手创造。它是R&B的骨架加上Hip-Hop的神经,鼓机做出来的节奏断裂、跳跃、带着一种在城市深夜街头游荡的野性。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成了美国黑人音乐最先锋的声音。
但Michael想做的,比New Jack Swing更重、更暗、更危险。他找Riley,不是为了跟风,是为了把这种声音拆开、碾碎、再掺进他自己的骨血里。
Michael在门口等他。穿着一件旧卫衣,没化妆,头发随便扎了一下,看起来像个还没睡醒的男孩。
“Teddy。”Michael伸出手,笑得有点腼腆,“谢谢你愿意来。”
Riley后来回忆说,那天下午Michael带他去了地下室的录音室。他把自己关在Queens的Soundworks录音室里熬了一整夜做出来的那些节奏轨道,一盘一盘地放给Michael听。Michael戴着耳机,闭着眼睛,手指在膝盖上敲着拍子。听完一盘,他睁开眼,看着Riley。
“你的节奏,”Michael说,声音很轻,“跟我以前听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它们不是平的。它们有棱角。”
Riley愣了一下。他合作过很多人,但很少有人会用“棱角”来形容一个鼓点。
“有棱角”这三个字,是Michael对《Dangerous》整张专辑最精准的概括。他不想再做《Thriller》那种被Quincy打磨得光滑锃亮的东西了。他想要毛刺,想要粗粝,想要那种让人听了觉得“疼”、觉得“危险”的声音。这不仅仅是一次音乐风格的转变,更是一个被小报骂作“怪胎”、被黑人社区指责“背叛种族”的男人,用最暴烈的方式向世界发出的怒吼。
“还有,”Michael把耳机摘下来,放在调音台上,“你听过我妹妹的那张专辑吗。《Rhythm Nation》。”
Riley点头。
“那里的节奏,有一种……纪律感。像有人在行军。”Michael站起来,走到键盘旁边,按了一个很低的音,“但我想要的,不是行军。我想要街头的动静。玻璃碎掉的声音,铁门被推开的声音,那些被所有人当成噪音的东西。”
Riley看着他在键盘上摸索,忽然明白了为什么Michael会找他。Quincy Jones能把任何东西打磨得光滑,但Michael现在不想光滑。他想要那些毛刺,那些硌手的东西。
接下来几周,他们几乎每天都泡在Neverland的地下室里。Michael有时候会消失一两个小时,回来的时候带着一段刚哼出来的旋律,或者一句词。Riley负责把那些碎片变成节奏,Michael负责在上面一层一层地加东西,直到那个东西变得既陌生又熟悉。
有一天深夜,Riley放了一段他带来的节奏轨道。那东西很重,很暗,底鼓像有人在走廊尽头砸墙。Michael听了一遍,没说话。第二遍的时候,他忽然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面,用一种极低的声音开始念:“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这段“Blood on the dance floor”的即兴念白,后来并没有出现在《Dangerous》的最终版本里。
但它像是某种预言——几年后,Michael会把它发展成一首完整的歌,而歌里的那些“血”与“舞池”,会变成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隐喻之一。Michael在这一刻不会知道这些。他只是凭着本能,从Riley的节奏里抓住了某种危险的东西。
Riley的汗毛竖了起来。那段节奏是他有一天晚上在Queens的录音室里做的,那天他本来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结果没去,留在录音室里熬了一夜。后来他才知道,那天晚上有人在那场派对上中了枪。他从来没跟Michael说过这件事。
但Michael听出了那段节奏里的东西。他甚至给那东西起了名字。
……
同一时间,洛杉矶,Onyx总部。
Sia把一份文件放在你桌上,封面印着“SST Records:资产与目录评估”。
SST Records,加州硬核朋克的圣地。Black Flag、Sonic Youth、Hüsker Dü,这些在80年代地下摇滚圈子里被封神的乐队,都曾在这间厂牌旗下。但随着时间推移,创始人Greg Ginn的经营越来越混乱,财务窟窿越来越大。Sonic Youth刚刚拿回母带转投了Geffen,SST剩下的东西,包括Black Flag的早期目录,正在等着被收购。
你盯上它,不是因为摇滚情怀,是因为这些乐手的死忠歌迷,是索尼用George Michael和Springsteen抢不走的。
“SST的创始人Greg Ginn在1986年买下了New Allianc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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