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影子的独白
我叫叶峥，但这个名字在过去的十七年里，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只在偶尔独处时才会穿上。
十七年前，姐姐叶真真在苏黎世实验室的大火中化作一缕青烟。消息传来时，我正坐在剑桥三一学院的图书馆里，准备第二天的神经科学考试。陈国栋局长的越洋电话直接打到了图书馆前台，那个年迈的管理员颤巍巍地找到我，说有一通紧急的“家里电话”。
我至今记得走向电话亭时脚下的触感——老橡木地板吱呀作响，像垂死者的呻吟。拿起听筒，陈局的声音穿过半个地球，带着大西洋海底电缆特有的嘶哑：“叶峥，你姐姐……牺牲了。”
窗外是剑桥永恒的雨，淅淅沥沥打在哥特式窗棂上。我握着话筒，听到自己的声音出奇地平静：“怎么死的？”
“实验室火灾。她在销毁‘渡鸦’的核心数据时……”陈局停顿了一下，那个停顿里有太多没有说出口的细节，“引发自毁装置，和资料同归于尽。”
“尸体呢？”
“火势太大，只找到部分……遗骸。”
我又问：“她痛苦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长久的沉默，长得我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像有人在用钝器敲打棺材。
“陈叔，”我第一次这样叫他，“告诉我实话。”
陈局叹了口气，那叹气声里有什么东西碎了：“现场勘验显示，她在起火前就已经……中枪了。三枪，胸口，腹部，左肩。但她坚持完成了数据销毁程序。”
我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姐姐的样子——二十五岁生日那天，她在苏黎世湖边对我说：“小峥，有些事比活着更重要。”
那时我十四岁，不懂。现在我十八岁，还是不懂。
但我必须懂。
“我能做什么？”我问。
“好好读书，好好生活。这是你姐姐的心愿。”
“不，”我说，“我能为她做什么？”
电话那头又是沉默。然后陈局说：“如果你真想为她做点什么，就完成学业，然后……来找我。”
挂了电话，我没有哭。我走回座位，翻开厚厚的《神经系统解剖学》，继续复习。同座的金发女生关切地问：“叶，你还好吗？脸色很白。”
我说：“我很好。”
那天我考了全班第一。考完试后，我一个人去了康河边，坐在姐姐曾经坐过的长椅上，看着河水缓缓流淌，直到天黑。
夜晚的康河倒映着剑桥的灯火，像一条流动的星河。我想起姐姐最后一次回英国看我，也是在这样的夜晚。我们坐在这张长椅上，她指着天空说：“小峥，你看那些星星。它们中有些已经死了，但光还在路上。我们看到的，是它们几百万年前的样子。”
她顿了顿，转头看我，眼睛在夜色里亮得像星：“所以啊，小峥，即使姐姐有一天不在了，你看到的我也还是活着的——在你的记忆里，在你的心里。”
那时我十六岁，听着这样的话只觉得矫情。现在我知道了，那不是矫情，是预感。
她早就知道可能会死。
但她还是去了。
***
三个月后，我收到了姐姐的遗物——一个小小的铁盒，里面只有三样东西：一副碎了镜片的眼镜，一支写完了的圆珠笔，还有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
笔记本是密码本，用的是我们姐弟小时候发明的“星星密码”。我用了一整夜破译，破译出的内容让我在宿舍里呆坐到天亮。
那不是日记，是遗言。
**“给小峥：
如果你看到这些字，说明姐姐已经不能亲口告诉你了。
别哭，小峥。姐姐走这条路，不是被迫，是选择。
‘渡鸦’在做的那些事——把人和机器强行结合，用技术奴役生命——这违背了科学的本意，也违背了人性的底线。
我们四个人——我、江振华叔叔、林薇阿姨，还有沈青山——决定阻止他们。
我们组成了‘凤凰计划’，想把‘乌鸦计划’的黑暗数据转化成救人的光。
但这很难。‘渡鸦’太强大了，他们渗透了学术界、工业界、甚至政府。
所以，小峥，如果姐姐死了，别急着报仇。
好好活着，好好长大。
如果有一天你决定走这条路，记住姐姐的话：
光越强，影越深。
要做光下的影子，保护那些在光明中行走的人。
永远爱你的姐姐
真真
1998年8月16日
（如果我不在了，这封信会有人寄给你）”**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照片。是1988年拍的，我四岁，姐姐九岁，我们站在北京老家的四合院里，身后是开满紫藤的花架。姐姐蹲着，我站着，她搂着我的肩膀，两人都笑得没心没肺。
照片背面是姐姐的字迹：“**小峥四岁，还尿床，但已经会背唐诗了。今天他说长大要当科学家，我笑他，但心里很骄傲。**”
我摸着那行字，指尖在“骄傲”两个字上停留了很久。
然后，我把照片小心地收进钱包的夹层。
从那一天起，我的人生被分成了两半——明面上，我是剑桥大学的天才学生，成绩优异，前途光明；暗地里，我在接受国安部的基础训练，学习所有能让一个人变成武器的东西。
训练我的人，就是姐姐的搭档，代号“青松”。
我第一次见到青松是在2002年的冬天，北京郊区的一个废弃工厂里。他穿着黑色的训练服，靠在生锈的机器旁，手里拿着我的档案。
“叶峥？”他的声音很低沉，带着江浙一带的口音，“你比你姐姐描述的矮一点。”
我那时二十一岁，一米七八，不算矮了。但我没反驳，只是立正：“是。”
他上下打量我：“为什么想干这行？”
“为姐姐报仇。”
他摇头：“这个理由不够。”
“那什么理由够？”
“不知道。”他把档案扔给我，“但如果你只有这一个理由，我劝你现在就退出。因为仇恨会蒙蔽你的眼睛，会让你做出愚蠢的决定，会让你害死自己和队友。”
“那我该为什么？”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工厂外有乌鸦在叫，声音嘶哑。
“为你相信的东西。”他说，“为你愿意用生命保护的东西。”
那时的我还不完全懂这句话。但接下来的三年，青松用最严酷的方式训练我，也在训练中让我渐渐明白。
他教我格斗，不是比赛用的花架子，是真正杀人或制伏的技术。第一次对练，他三招就把我摔在地上，我的胳膊脱臼了。
“疼吗？”他蹲下来问。
我咬牙：“不疼。”
“说谎。”他咔嚓一声把我的胳膊接回去，“疼就喊出来。在这个行当里，承认疼痛比假装坚强重要得多。”
他教我射击，在内蒙古的草原上。我第一次扣动扳机时，手抖得厉害，子弹偏到天上去了。
“害怕？”他站在我身后问。
“不害怕。”
“又说谎。”他按住我的肩膀，“害怕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在害怕的时候还能瞄准。”
他教我密码学、情报分析、潜入与反潜入……每一项都要求完美。有次我破解一个加密文件慢了三十秒，他罚我在雪地里站了一夜。
“三十秒，在战场上就是生与死的距离。”他说，“也是任务成功与失败的距离。”
那夜北京下了那年冬天最大的雪，我在雪地里站到天亮，几乎冻僵。黎明时，青松来了，递给我一杯热姜茶。
“恨我吗？”他问。
我摇头。
“为什么？”
“因为姐姐说过，你是她最信任的人。”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雪花在我们之间堆积成一道屏障。
“你姐姐……”他开口，又停住，最后只是说，“她是个很好的人。”
“你爱她吗？”我脱口而出。
这个问题太唐突了，我自己都愣住了。但青松没有生气，他只是转过身，看着东方逐渐亮起的天空。
“在这个行当里，”他背对着我说，“爱是奢侈品。我们买不起。”
那一刻，我看见他的肩膀微微颤抖。不是冷，是别的什么东西。
***
2005年，我完成了所有基础训练，开始执行外围任务。第一次独立行动是在柏林，监视一个“渡鸦”的外围成员——一个在洪堡大学任教的神经学教授。
任务很简单：接近他，获取他电脑里的研究数据，不引起怀疑。
我伪装成交换学生，选修了他的课。教授很欣赏我，邀请我去他家参加学术沙龙。在那里，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渡鸦”的世界。
沙龙的客人都是欧洲顶尖的科学家，讨论的话题从人工智能到基因编辑，从意识上传到永生技术。他们谈笑风生，举着红酒，像在讨论明天吃什么早餐一样讨论着如何“改进人类”。
“现在的□□太脆弱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说，“生病，衰老，死亡……这些都是设计的缺陷。我们应该能做得更好。”
“但伦理委员会……”另一个年轻些的学者犹豫。
“伦理？”老教授笑了，“伦理是弱者的借口。真正的进步，总需要有人迈出第一步。”
我在角落里听着，手指在口袋里紧紧握住录音笔。我想起姐姐笔记本里的话：“他们用科学的名义做魔鬼的事。”
沙龙结束后，我趁教授送客时潜入了他的书房。电脑没有密码——他太自信了。我插入U盘，开始拷贝数据。
进度条走到87%时，书房门突然开了。
教授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杯红酒，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叶同学，”他说，“你在找什么？”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是解释？是逃跑？还是……
“我在找真相。”我听到自己说，“关于‘渡鸦’，关于‘乌鸦计划’，关于我姐姐叶真真。”
教授的脸色变了。他放下酒杯，缓缓走向书桌后的暗格——那里有一把枪。
就在他拉开暗格的瞬间，我动了。青松教的所有格斗技巧在那一刻爆发，我扑上去，一个肘击打在他后颈，夺过枪，把他按在地上。
“别动，”我用枪抵着他的太阳穴，“动就死。”
他没有动，只是喘着气说：“你是叶真真的弟弟？”
“是。”
“她是个叛徒，”他冷笑，“‘渡鸦’给了她最好的条件，她却要毁了所有。”
“因为你们在用活人做实验。”
“那是必要的牺牲！科学需要进步！”
我扣动了扳机。
不是真枪，是麻醉枪。针头扎进他的脖子，他瞪大眼睛，缓缓软倒。
我完成了数据拷贝，清理了现场，按照撤离路线离开。回到安全屋时，我坐在床上，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
刚才那一刻，我真的想杀了他。为姐姐，为那些实验体，为所有被“渡鸦”伤害的人。
但青松的话在耳边响起：“别让仇恨蒙蔽眼睛。”
我拿起卫星电话，打给陈局。
“任务完成。但教授知道我身份了。”
“撤离。立刻回国。”
“是。”
回国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如果今天拿的是真枪，我会扣下扳机吗？
我想我会。
这个认知让我害怕。不是怕杀人，是怕自己正在变成某种怪物——一个以正义为名的怪物。
***
2006年，我正式加入国安部，接过姐姐的代号“影子”。入职仪式在陈局的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从今天起，你就是第二代‘影子’。”陈局递给我一个盒子，里面是姐姐的烈士证书，和一枚崭新的徽章——和姐姐那枚一模一样，只是编号不同。
“你的任务是渗透‘渡鸦’，获取其全球网络信息，最终摧毁它。”陈局说，“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你会失去正常人的生活，失去朋友，失去爱人。即使成功了，也不会有人知道你的贡献。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我看着姐姐的烈士证书，照片上的她笑得那么灿烂，像从未经历过黑暗。
“我接受。”我说。
第一个任务代号“深潜”。我要彻底潜入“渡鸦”，成为他们的一员。
为此，我需要一个完美的背景故事：父母早逝，姐姐在实验室事故中身亡，孤僻的天才，对技术有近乎偏执的热爱，对人性有深深的不信任。
这些，我都有。只是把部分真相变成了全部。
“渡鸦”的招募很谨慎，考核持续了两年。这两年，我在他们的外围组织里工作，完成各种技术任务——破解竞争对手的加密系统，入侵学术数据库，甚至帮他们改进实验设备的算法。
每一次完成任务，我都会在心里对姐姐说：对不起，我在用你教我的技术，做你厌恶的事。
但这是唯一的路径。要摧毁黑暗，必须先走进黑暗深处。
2009年，我通过了最终考核，正式成为“渡鸦”的“技术评估员”。我的上级是一个叫“夜枭”的德国人，他在慕尼黑郊区有一栋别墅，地下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
第一次去那栋别墅时，夜枭带我参观了实验室。玻璃墙后面，穿着白大褂的技术人员在操作各种仪器。最深处的一个房间里，我看到了一台设备——人形的金属框架，连接着无数电线和导管，框架里固定着一个……人。
不，那已经不能算人了。四肢被机械替代，头颅的一半是金属，眼睛的位置是两个闪烁的红点。
“这是‘乌鸦计划’的最新成果，”夜枭自豪地说，“机械与生物的完美融合。没有痛觉，不会疲劳，绝对服从。”
“他还……有意识吗？”我问。
夜枭笑了：“意识？那是最没用的东西。我们要的是效率，是可控性。”
我盯着那个“东西”，胃里翻江倒海。我想起姐姐笔记本里的话：“他们在制造怪物。”
“你觉得怎么样？”夜枭问。
我强迫自己露出感兴趣的表情：“很先进。但神经系统兼容性怎么样？不会崩溃吗？”
“偶尔会。但那是可以接受的损耗。”夜枭拍拍我的肩，“叶，你很有潜力。好好干，将来你会接触到更核心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在安全屋里吐了一整夜。不是生理上的恶心，是灵魂深处的反胃。
我给青松——那时他已经“牺牲”四年了——的遗物盒里添了一张纸条：“师兄，我今天看到了地狱。但我会继续走下去。因为只有走进地狱的人，才能毁掉它。”
之后三年，我在“渡鸦”内部稳步晋升。2012年，我被调回亚洲区，成为技术主管。表面上，我以海归创业者的身份在深圳开了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实际上，我在暗中收集“渡鸦”在亚洲的所有据点信息。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江砚辞。
是在一个商业酒会上，他作为新晋F1车手被邀请。我站在角落里，远远地看着他——年轻，骄傲，但眼睛里有一种不该出现在这种场合的清澈。那眼神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姐姐。
我查了他的背景。江振华的儿子。这个名字在姐姐的日记里出现过无数次——“凤凰计划”的核心成员，1999年死于车祸，疑似“渡鸦”所为。
我开始关注这个年轻人。不是任务需要，是某种说不清的感觉——像是看到姐姐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她选择平凡人生的话。
我拿到了他的所有资料：比赛数据，车队记录，医疗报告，甚至心理评估。评估报告里有一句话：“对速度有近乎本能的掌控，但对人性有天真到危险的信任。”
天真到危险。这五个字刺痛了我。
因为姐姐也是这样。她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技术向善，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些相信让她成了烈士。
我想保护这个年轻人，让他不要重蹈覆辙。
但我也知道，一旦被卷进这场战争，没人能全身而退。
***
2019年，新加坡站事故发生了。
我在电视直播里看到江砚辞的赛车失控，撞上护栏，碎片四溅。看到他被担架抬出来，脸上有血。看到赛后发布会，车队老板Vogel一脸沉痛地宣布：数据被篡改，江砚辞可能涉险作弊。
我知道那不是可能，是肯定。事故数据的篡改手法，和“渡鸦”在欧洲测试过的技术一模一样。
他们动手了。不是因为江砚辞知道了什么，仅仅因为他是江振华的儿子，因为他可能继承了他父亲的技术天赋。
我想立刻出手，但我不能。那时我在“渡鸦”内部的地位还不稳固，贸然行动会暴露多年潜伏。我只能通过一些匿名渠道，给他寄去证据碎片——几张模糊的照片，几段截取的通讯记录，一个瑞士银行的保险箱号码。
我希望他能自己发现真相。
但他没有。或者发现了，但选择了沉默。
他退役了，回到了南城，躲进了修车铺。
我去看过他几次。远远地，坐在街对面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他修车。他修得很认真，像是要把所有的愤怒和不甘都拧进螺丝里。
有次下大雨，他忘了收外面的工具，冒雨冲出去收拾。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衣服，他站在雨里，抬头看着天空，看了很久。
那身影很孤独。像极了姐姐葬礼那天，我站在雨里看着她的墓碑。
那一刻，我决定：如果有一天他决定战斗，我会帮他。不计代价。
***
机会在2022年秋天到来。“渡鸦”启动了“启明星计划”，准备在缅甸进行大规模人体实验。同时，加大了对江振华遗留技术的寻找。
我判断，他们很快会对江砚辞采取行动——要么拉拢，要么清除。
我必须在他被卷进来之前，给他武器，给他方向。
于是我寄出了那封匿名信，引导他去瑞士。我知道苏黎世大学图书馆里有姐姐和江振华留下的线索，也知道林静文教授——姐姐当年的好友——会帮助他。
但我没想到的是，苏晚晚会和他一起去。
苏晚晚——林薇的女儿。看到这个名字时，我愣住了。命运像一只无形的手，把二十年前断裂的线重新接了起来。
我在暗处看着他们在瑞士的一切。看着江砚辞在银行保险库前颤抖的肩膀——那不是害怕，是终于触摸到父亲留下的真相时的震动。看着苏晚晚在舞蹈房里坚定的眼神——她跳的是林薇编的舞蹈，那些动作里藏着密码。
看着他们被“渡鸦”追杀时的相互扶持——江砚辞护着苏晚晚，苏晚晚扶着受伤的他，两人在阿尔卑斯山的雪夜里深一脚浅一脚地逃亡。
那一刻，我想起了姐姐日记里的一段话：
**“今天和青松在实验室熬通宵。凌晨三点，他趴在桌上睡着了，我给他披了件外套。看着他的睡脸，我突然想：如果有一天我们成功了，世界变好了，我们还能不能像普通人一样，牵着手在阳光下散步？
也许不能。
但至少，我们让有些人有了这样的可能。”**
江砚辞和苏晚晚，就是姐姐说的“有些人”。
阿尔卑斯山的那次救援，是我第一次以“阿影”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我本可以不现身，通过通讯器远程指导就足够了。
但当我在监控里看到他们被困在废弃缆车上，看到江砚辞肩上的伤口在渗血，看到苏晚晚强装的镇定下是掩饰不住的恐惧——我想起了姐姐。
想起她可能也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刻，这样孤立无援过。
于是我去了。穿着白色的雪地伪装服，像个幽灵一样出现在他们面前。
江砚辞问我：“你是谁？”
我说：“影子。”
“什么影子？”
“光下的影子。”
那是姐姐说过的话。现在，我说出来了。
在安全屋里，江砚辞又问：“你为什么帮我们？”
我说：“受人所托。”
这是真话。托付我的人，是十八岁在姐姐墓前发誓的少年，是二十一岁在青松手下训练的新兵，是这些年在黑暗里独行的“影子”。
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我没说：因为看到你们，就像看到如果姐姐和青松还活着，可能拥有的样子。
***
从瑞士回来后，我更深地介入。引导他们找到徐朗，提供证据帮江砚辞翻案，安排国际刑警的隼接应……每一次行动，我都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摧毁“渡鸦”，这是任务。
但我知道我在骗自己。
当苏晚晚在千岛湖被威胁时，我失控了。我调动了国安部在浙江的所有暗线，甚至启用了几个埋藏十年以上的休眠特工，只为了确保她的安全。
陈局在加密通讯里严厉警告我：“影子，你越界了。感情用事会害死你，也会害死他们。”
我说：“对不起。”
但我心里想的是：如果连想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我这些年的潜伏又有什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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