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为李世民剧透玄武门[历史直播]》小说免费阅读 ggds.cc
汲黯愕然：“——技术扩散？”
天幕中所说的“技术”,莫不成，莫不成便是百工百业匠人们赖以谋生的“手艺”？但这样——这样琐屑的杂务,又怎么可能左右两千年的历史呢？
要纵论这样宏伟的局势,不正应该从大处着手，议论王朝兴废、成败是非的圣人大道么？为什么，为什么天幕却要汲汲于工匠技艺的小事呢？
汲公惊异不解,但在茫然迷惑之中,却隐约若有所思。
【纵览史册,汉朝横扫一切的强盛，恐怕不能仅仅归因于明君或者昏君，甚至不能完全归功于卫青霍去病窦宪等名将——所谓千里马常有，其余朝代未必没有这样才气横溢的人物；胡乱称许强汉而漠视了其他朝代的英杰，未必不是对历史的轻慢。
但历代英杰皆在，却再无法复刻当年强汉的风采，何也？
因为时代变了，大人。
在古人传统的史学中，秦汉被视为自战国分裂向数千年帝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后世种种变革，均肇基于此；而汉朝时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强悍，则源自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朝廷任命精擅经术的儒生为大臣，由上至下所践行的孔子“大道”。虽然汉家王霸间杂,施行的大道不够精粹，尚且不能达到“修德而远人自来”的至高境界,但也足够威服四夷,天下无敌了。
这种称许当然是给儒学脸上贴金。毕竟经术儒生成山成海的北宋,似乎也没有在对外取得过什么战绩。但局限于传世文献所选取的视角,古人也很难提出什么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了。直到后世的考古学横空出世，才在细节中窥见了汉朝强盛的吉光片羽。
上个世纪时，东海县曾掘出一批汉简，其中有《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统计了汉永始四年东海武库所藏的武器装备，其中大致有铠甲合计约21万套，头盔9.8万顶，马甲5330套。盾牌10万张，长矛等各类长兵器合计61.5万支，剑10万把，刀15.6万把。弩54万张，弩矢1146万支，弓7.8万张，弓矢120万支。此外还有连弩车、战车在内的各类军用车辆合计7174辆。其余杂物则不可胜计。
喔对了，从后来东海武库发掘的细节看，这些兵器、盔甲、战车，应该大多是用冶炼后的低碳铁所打造，更有韧性、更易锻造、更为
精巧。】
只听当啷一声，汲公的手在几案笔砚上掠过，竟尔扫落了一支毛笔。
数十年临渊履薄的老臣，按理说不该有这样的失态；但听到东海武库那庞大得匪夷所思的数字，中大夫心中依旧起了波澜。
他不太熟稔军事，但仅以天幕所泄漏的数字看，这些盔甲武器少说可以武装出五十余万的精兵。
这还——这还仅仅是东海一地的武库！
皇帝默默跪坐于前，看着中大夫俯身捡起毛笔，开口又补了一刀：
“朕命人查阅了账簿，而今关中各地武库储备之和，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字了。”
汲公手指一抖，毛笔又滑了下来。
不过他倒顾不得皇帝的恶趣味了。关中是朝廷的根本，储备了天下将近五成的武器；但穷尽国家物力所储备的关中武库，竟尔只能与一个小小的，僻局东南的东海相比？
这要么是朝廷疯癫，将武备集中于关外，要么便是武器太多太充裕，以至于东海郡区区数十县之地，都能有这样的数字！
说实话，在这样夸张的对比下，汲黯还真的宁愿相信后者……毕竟数量增幅如此夸张，委实令人不可置信。
【总的来说，东海及长安武库的挖掘，完全验证了考古学界长久以来的猜想——在两汉之时，华夏文明所掌握的冶金技术曾有过一个惊人的飞跃，不但质量大大提升，数量亦然扩张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而正因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原本昂贵的铁制武器广泛铺开，甚至有了钢铁器械的雏形。
这种材料学的革·命引发的效果极为深远，其中最直白、最明显的效用，便是武器上的绝对优势。汉元帝时，陈汤千里奔袭北，斩杀郅支单于，向朝廷禀告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后世津津乐道，所谓“一汉当五胡”的案例，正源于此。
不过，陈汤不愧是亲临战争的将领，说话相当朴实，没有扯什么“以德化远”、“圣人大道”的高调，而是老老实实将胜利归功于为士人所鄙视的器物小技之上——此外，他估计的数目也算是极为保守了。以后世考古的结果来看，匈奴的刀剑、箭矢大约是以漠北铜矿低温冶炼出的青铜兵器，最多不能超过60厘米上下，如果再想铸长，因为质地和工艺问题，就必然会折
断。
这样短小、硬脆的武器，在成熟冶铁技艺所锻造的锋锐铁剑之前，简直脆弱得像是小孩的玩具。仅以此二者稍作比较，当年汉军手持长剑横扫漠北草原，那种所当者死所击者服，流血千里伏尸百万，天下莫不战栗震悚的场景，便可以想见了。
换言之，当年汉武、汉宣与匈奴西域的战争，看似是冷兵器时代的互相斗殴，实则却是一方在抢先完成了技术革命后的降维打击——如果匈奴也有史书的话，他们应该能在记载中惊讶的发现汉兴七十余年以来汉人战力近乎于恐怖的变化。就技术而论，高皇帝时汉军的一只脚还留在战国那粗制滥造的铁器时代，至武皇帝时天翻地覆，汉军已经是用新式武器武装到牙齿，足可以纵横整个亚欧大陆的强兵了。
——某种意义上，你都不得不赞叹武皇帝的好运。华夏数千年以来，有多少皇帝能侥幸遇到这技术革命、材料更新的宝贵当口呢？所谓技术改变一切，那真正是顺成人逆成仙，随风一步便可登青天，千载万载也难逢的良机。
当然，技术革命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武器。以迄今为止发掘出的遗址来看，自武皇帝以后，大汉朝廷在各处都开设了规模极为庞大的冶铁场地。按《史记》记载，武帝曾在全国各处设置四十九处铁官，负责锻造与买卖铁器。
这些铁官的规模无从知晓，但数字上显然是大大低估了。太史公大约只看过官方的数据，而忽视了大汉官吏在炼铁上强得可怕的执行力。以数十年发掘出的遗址来看，仅黄河以北，成规模的大型冶铁场便有一百五六十所之多，大半是武皇帝时期的造物；而冶铁场的选地，同样颇为微妙——武帝时的冶铁场，除云集于长安首都之外，多半都分布在邯郸、舞阳、莱芜、鞍山。
——咦，这些名字怎么听着有点耳熟？
不错，武皇帝的高炉选址多半都落在了河北。而河北——河北，数千年后的河北，依然是号称一地的钢产量能媲美世界之半的钢铁之都。河北的邯郸、舞阳，山东的莱芜，东北的鞍山两千年前是震动世界的钢铁枢纽，两千年后还是震动世界的钢铁枢纽。
甚至来说，这种选址离谱到了什么程度呢？——但凡二十世纪以来修建的巨型炼钢厂，你往它方圆数十里挖一挖，多半都能找到汉代的高炉遗址。
——武帝严选了属于是。
从各种意义上看，人类还真是没什么新意的动物啊。】
汲黯微微有些愣住了。他倒不仅仅惊异于天幕只言片语中所泄漏的“铁官
汉代士人鄙夷工匠，倒不仅仅因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更在于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轻慢——工匠的本业做得再好，终究是依赖于本能于经验，而难以总结为普适的理论，不能推而广之；仅仅局限于一人的“经验，固然可以磨砺出能工巧匠，但又如何能教化百姓，治理朝政呢？让天下人都来与你做学徒练手艺么？经验是短暂而鄙陋的，唯有经传中精微高妙的理论，才是永世不朽、可以流传千古的。
但如果——如果“经验也能流传数千年之久，这经验之中，是否也有同样不朽的理论呢？
汲公博学广闻，仅仅聆听着天幕的只言片语，便不自觉的思索起了极为幽深高妙的玄理。
皇帝则是满脑子的建功立业，为所谓“武帝严选自鸣得意了片刻之后，立即开始琢磨起了最实际的内容——如天幕所说，邯郸、舞阳、莱芜等地被两千年来历代人物公认，想必是极好的冶铁场地。至于鞍山——鞍山倒不知何地，但听“东北二字，莫不成与卫满朝鲜有关？
皇帝自觉逻辑准确无误，暗自点头欣赏自己的机敏，在心中为所谓“朝鲜屠为九郡的计划又加重了一笔。
【虽然冶金史的学者曾为此自嘲，什么“开铁厂最好带考古队、“你还能有老祖宗聪明云云，但武帝时的选址，显然绝非“聪明二字可以解释。那时绝没有物候地理水文等等的知识，铁官们能选得这样若合符节，背后必然是大量艰苦的尝试，也必曾犯下不可胜计的错误；而这种耗费巨大的尝试背后，没有国家力量的坚决支持，是绝无可能的。
当然，这种支持换来了极为丰厚的回报。冶铁技术的进步绝不止在于武器，毕竟武器也消耗不了各地冶铁所的惊人产量——即使以下限
估算，汉朝时建造的那些高达三米的高炉，一日也可以出铁一吨有余。
如此庞大的产铁量迅速自军队溢出，几乎立刻波及到了国家最重要的农业生产领域。自西汉中期以后，关中农民的耕作中便普遍出现了铁器的影子。原本笨拙、脆弱的青铜农具被更换为了远为强韧、牢靠的铁制器械，效率与耕作的质量立刻大为提升。武帝时，赵过费尽心血所开发出的“二牛三犁的耦犁之法，正仰仗于锋锐的铁犁——考虑到中世纪时欧洲人还要依赖六七头牛同时拉犁耕地，这人力畜力的节省可想而知。
战国末年，诸子对农业的估计是“中农食七人，一个中等的农民耕作的粮食可以供养七人；而到西汉中期，这一数字翻了两倍不止。考虑到这种惊人的农业飞跃，那么武皇帝及以后，大汉那种富裕得夸张的记载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这种富裕甚至都不是史书寥寥几笔“府库充裕可以概括。如果要窥豹一斑，就而今的考古来看，那么大汉的富盛已经不止于上层，而是由上至下蔓延沁润，真正形成了某种富贵浸淫已久，乃至不自知的风气——仅以大汉边境，北地居延为例；在仅有十余人戍守的小小烽火台之中，居然都有《仓颉篇》、《急就章》这样的识字书籍、练习书法的竹简，乃至大量的私人记录、信件。
换言之，纵使大汉蛮荒边境的将卒，所谓“恶少年
如果——如果对基层扫盲稍有理解的人，应该能够意识到隐藏在竹筒、教材、信件背后是多么沛然不能抵御的力量。这种力量竟然能横扫数千年一切习俗、言语、交通的阻碍，突破落后与迷信的种种封锁，将帝国的文字与意愿精准投送到最卑微、偏远、不值一提的卒子面前。这是怎样无远弗届、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是怎样匪夷所思、庞大无比的消耗？
自然，当局者迷，被这种力量所照拂到的汉军也没有意识出什么区别。而今发掘的边境军人的私人信件不少，但多半是聊家常琐事、抱怨上官，并没有什么对识字的感想；多半是已经将识字扫盲看得司空见惯，甚至不足为奇了。
但旁观者呢？与边境汉军相毗邻，那些连冶铁、农耕都尚不熟练，数百年来技术纯粹依靠外来输入的西域，又是怎么
看这些识文断字、求知好学的汉人士卒的呢？
西域各国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我们只能从汉人的视角稍稍窥探。无论太史公还是班大家都曾记载，说西域诸国的商贾一见到汉使，立刻就知道大汉强盛，相当顺利就能达成通商的共识。所谓“见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这逻辑看似没有什么问题，但细想却未免矛盾——汉使跋涉数千里，风霜雨雪下恐怕憔悴得都和野人相差无几，面对这样蓬头垢面的野人，商贾凭什么确定他的祖国富裕而又强大呢？
在这样的异域他乡，仅靠随身的珍宝乃至个人的吹嘘，恐怕都很难取信于人了。真正难于遮掩的，反而是某些不经意间泄漏出的细节——譬如，哪怕汉使带来的庸碌小卒都能识文断字；譬如，汉使貌不惊人，但当他侃侃谈起农耕，就是最高明的老农也必得折服。
这是真正的，属于顶级强国、顶级文明降维打击的力量——当它自每一个细节中不知不觉的漫溢而出时，即使最老辣、圆滑、见多识广的商人，亦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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