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名长孙无忌，字辅机，终太宗一朝，先受封齐国公，贞观十一年改封赵国公，食实封一千三百户，官至司徒、太子太师，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我的先祖本为北魏拓跋氏，后来更改姓氏为长孙，世代居于河南洛阳。父亲长孙晟在隋朝官拜右骁卫将军，素有远略，周旋于突厥各部之间，为隋廷安定北疆立下许多功劳。父亲早早离世，我与幼妹失去庇护，遭继母排挤，无处容身。幸得舅父高士廉伸出援手，将我们二人接到府中养育。高士廉饱读典籍，行事持重，于乱世之中恪守士人的操守。在他的教导之下，我遍览经史，习得处事的分寸，知晓时局的起伏变化。少年时日，我便结识了李世民。高士廉看清他胸襟不凡，于是将我的妹妹长孙氏许配给他，自此我和李世民既是知交挚友，又结下姻亲羁绊，这份牵绊贯穿了往后数十年风雨。
隋末天下动荡，烽烟四起，各处义军接连起事。大业十三年，李渊父子于太原举起义旗，挥师南下渡过黄河。我听闻义兵抵达长春宫，便起身前去拜谒，从此投身李唐麾下，被授渭北道行军典签，掌管文书琐事，正式追随秦王李世民四处征战。那些年四方征伐，我并不以上阵搏杀见长，更多的时候是随秦王于帐下参赞谋划，记录军情，梳理各方呈报上来的文书。击败薛仁杲，击溃刘武周，鏖战王世充、窦建德，一场场战事徐徐铺开。我没有尉迟敬德那般披坚执锐的勇武，却能够沉下心来梳理利弊，将纷繁杂乱的讯息整理清楚，供秦王定夺。一路军功累积，我升迁为比部郎中，受封上党县公。
武德年间，朝堂暗流涌动。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裂痕一日深过一日。天下平定之后，储位之争再也无法遮掩。东宫与齐王府不断对秦王施以排挤，谗言时常传入高祖耳中。秦王府的属官陆续遭到外放，房玄龄、杜如晦都被调离秦府，幕僚渐渐离散。局势步步收紧，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束手听任灾祸降临，要么主动破局。人心惶惶之时，我始终坚定地站在秦王身侧，反复向他剖析当下的危局。若是迟疑退让，不仅秦王府一众僚属性命难保，连年征战换来的安稳也会再度倾覆。我暗中联络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等人，私下商议对策，悄悄召回房玄龄与杜如晦，共同筹谋变局。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便是后世所称的玄武门之变。我随同九名心腹将士，埋伏于玄武门之内。事变爆发，刀兵相见，李建成、李元吉身死宫阙。宫内厮杀声震荡殿宇，长安城陷入短暂的慌乱。风波初定，我即刻着手处置余下诸事，劝秦王不要大肆株连，只诛首恶，宽宥东宫、齐王府其余僚属，以此稳住朝野人心，避免更大的祸乱爆发。事变落幕之后，李渊册立李世民为皇太子，我受任太子左庶子。等到太宗正式登临帝位，擢升我为左武侯大将军，掌部分禁军。
贞观元年，朝廷论定佐命之功，我位列第一，晋封齐国公，食实封一千三百户，随后迁吏部尚书，不久又拜尚书右仆射，身居宰相之位。我既是开国元勋，又是皇后的兄长，太宗待我格外亲厚，时常准许我出入内室，闲时共论国事。荣宠太过，便容易招来猜忌。很快便有人秘密上书，警示帝王不可过分倚重外戚。我的妹妹长孙皇后也屡次劝谏我，要懂得收敛权柄，不可身居高位不知退让。我心中清楚，外戚掌相权，历来容易招致非议，于君于己皆是隐患。我再三上表，恳切辞掉尚书右仆射的职务。太宗起初不肯应允，我反复陈情，言语恳切，最终他应允了我的请求，解除了我的宰相实职，授我开府仪同三司，保留尊贵地位，却不再执掌日常政务。
免去相位之后，我并未被朝堂疏远。太宗遇有重大抉择，依旧会召我入宫商议。颉利可汗与大唐订立盟约之后，突厥内部生乱，朝中武将纷纷建言趁乱出兵讨伐。太宗犹豫不决，问询大臣的意见。萧瑀主张借机征伐，收取北疆土地。我提出不同的看法，两国刚刚缔结盟约，无故兴兵便是失信于域外之人。眼下中原历经多年战乱，应当休养生息，静待时局变化，不可肆意开启战事。太宗接纳了我的主张，暂且罢兵，休养民力，慢慢积攒国力。
贞观七年，朝廷拜我为司空。我再度推辞，言说自己并无赫赫战功，不敢居三公之位。太宗没有准许我的辞呈，他写下一篇《威凤赋》赠予我，追忆一同走过的艰难岁月，诉说彼此相伴创业的心意。读到赋文之时，往日奔波沙场、周旋风波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不再执意推却，接受了司空的职位。贞观十一年，太宗打算推行世袭刺史制度，将开国功臣分派到各州，子孙世代承袭州牧之位。我受封赵州刺史，爵位改赵国公。我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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