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下学期开学没多久，苏晓梅来找我。
五月的哈尔滨，丁香花开得正盛。白的、紫的、粉的，一簇一簇挤在枝头，香味浓得化不开，走在路上像泡在蜜罐子里。她站在女生宿舍楼下的丁香花丛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手里拿着一本书，书页被风吹得哗哗响。丁香花瓣落在她肩膀上，她没拍，就让它贴着。
“建军，我有个事跟你说。”
她叫我的时候很少加姓，就两个字，干脆利落。但那天她的语气不太对，像是憋着什么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
“什么事？”
“协和那边……有一个实习名额。”她看着我，“公卫部的。流行病学方向，三个月。”
我愣了一下。“协和？北京的协和？”
“嗯。”
“你报了吗？”
“系里推荐了我。”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但我还没决定。”
“为什么没决定？”
她低下头，用鞋尖踢着地上的丁香花瓣。踢了一颗又一颗，花瓣粘在鞋面上，她没管。“去了就是三个月。三个月见不到你。”
我心里一暖。这个姑娘，在公卫系是出了名的能扛事——传染病防控的课她门门优秀，实习的时候敢第一个进隔离区。可她在这儿站着，为三个月见不到我发愁。
“你去。”我说。
她抬起头，看着我。“你不生气？”
“我生什么气？”
“我去了北京，三个月见不到你。你不难过？”
“难过。”我笑了笑，“但你不能因为怕我难过就不去。那是协和。全国最好的公卫机构之一。你去三个月，学的本事够你用一辈子。你以后回鸡西疾控中心，能用到。”
她看着我，眼眶红了。低下头，又踢了一颗石子。石子滚到花丛边，撞到丁香树的根部，停住了。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建军，你这个人，就是太懂事了。懂事得让人心疼。”
我伸手把她肩膀上的丁香花瓣摘下来，放在手心里。“我不懂事。我只是觉得，你去北京，比留在这里陪我有用。你学到的东西，以后能用上。我在这里等你，能等住。”
苏晓梅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去了学校后门那家小饭馆。
刘老板看到我们俩，笑了。“又是你们？这回吃啥？”
“锅包肉。”苏晓梅抢在我前面点了菜，“两份。一份现在吃，一份打包。”
“打包？”
“嗯。带在路上吃。火车上的饭不好吃。”她转过头看着我，“你上次不是说火车上的饭像猪食吗？”
我愣了一下。那是我大一入学时在火车上随口说的一句话，跟她说过一次，她记了两年。我说火车上的饭难吃，她就记住了。她要去北京，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还没上车就想着帮我带一份锅包肉。不是给自己带的，是给我的。她要带在路上吃，怕我饿着。
那顿饭我们吃了很久。锅包肉凉了，不脆了，面糊软了，但她还在吃。她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嚼，像是在品尝什么很重要的东西。我知道她不是在品尝锅包肉，她是在品尝剩下的时间。她的筷子在盘子里拨拉着，一块一块地夹，像是在数。
“建军，你说咱们以后会怎么样？”她忽然问我。
“什么怎么样？”
“毕业以后。你回鸡西，我回牡丹江。你回去照顾你爸，我回去照顾我妈。咱们不在一个城市，怎么办？”
我想了想。“我去牡丹江找你。”
“你爸怎么办？”
“他身体好的时候我回去看他。不好的时候我把他接过来。”
“接过来住哪？”
“租房子。租个大点的。”
“你有钱吗？”
“没有。”
她笑了。“没有钱你还敢说租大点的？”
“先欠着。以后挣了再还。”
她看着我，眼眶又红了。这一次她没有低头，没有踢石子，就那么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嘴角往上翘着，想笑又想哭，最后眼泪还是掉了下来。一颗一颗，砸在桌上，砸在凉了的锅包肉里。她没擦，就让它流。
“建军，你这个人，说话不算话。”
“我哪里说话不算话了？”
“你说你要去牡丹江找我。但我知道你不会去。你爸身体不好，你舍不得走。”
我愣住了。她想得比我还远。
有些人，你说什么她都信。苏晓梅信我说要去牡丹江找她，信我要租个大点的房子，信我以后挣了钱会还。她信的其实不是我说的那些话，她信的是我这个人。但她比我更清楚，我走不了。**
苏晓梅去北京那天，我去火车站送她。
火车是早上的，天还没亮，站台上风很大。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脖子上围着一条红围巾——那是她用第一笔奖学金买的，花了一半的钱。她说是“给自己买的”，但每次我夸好看，她就笑，笑得梨涡深深。
她把行李放好，站在车门口，看着我。我们面对面站着，中间隔了两步的距离。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飞，她用另一只手按住头发，另一只手攥着车票，攥得指节发白。车票被她攥出了褶子。
“建军，我走了。”
“嗯。”
“你要给我写信。”
“写。一个星期一封。”
“一个星期太久了。三天一封。”
“三天一封？我哪有那么多话写？”
“你写不出来就抄课文。抄解剖学。抄股骨。”
我笑了。“我抄股骨给你，你能看懂吗？”
“看不懂也要看。那是你写的。你写的字我都看。”
火车快开了，站台上的铃声急促地响着，催促旅客上车。苏晓梅站在那里，没有动。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然后她走过来，伸出手，抱了我一下。很轻，很短，像一片树叶落在肩膀上，还没感觉到重量就飘走了。她松开手的时候，把一张纸条塞进我手里。
她转身上车，找到靠窗的位置，隔着玻璃冲我挥手。我也冲她挥手。火车开了，她的脸一点一点往后退，一点一点变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看不清的点，消失在了铁轨的尽头。我站在站台上，看着空荡荡的铁轨，站了很久。站台上的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睛。
我打开那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字迹工整，一笔一划：“你忙你的，家里有我。”
我攥着纸条，站了很久。
一个人的背影，看多了就不难过了。不是不难过了，是习惯了。苏晓梅的背影，我看了三年。从哈尔滨到北京，从北京到鸡西，她的背影一直在往前，我一直在看。但她说“家里有我”的时候，我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在往前，她在等我。
三个月后，苏晓梅从北京回来了。
我去火车站接她。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外套，围着那条红围巾，手里拎着一个大行李箱，肩上挎着一个帆布包。她从出站口走出来的时候，太阳正从云层后面钻出来，阳光落在她身上，把她的头发照成了棕色。她瘦了一些，下巴更尖了，但眼睛更亮了。
她看到我，笑了。那笑容很亮，亮得我眼睛发酸。
“建军！”
她跑过来，行李箱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咕噜咕噜响。她没有停下来，一直跑到我面前，然后站住，看着我，大口大口喘气。
“你瘦了。”我说。
“你也是。”
“我写信给你，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三十六封。一封不少。”
“你数了？”
“数了。每封都编了号。”
我愣了一下。她确实给每封信都编了号，用铅笔写在信封的角落，很小，不仔细看看不到。她说怕丢，丢了不知道少哪封，还得写信问我补。我说少哪封我再写一遍，她说不一样。第一遍是第一遍，第二遍是第二遍。第一遍的心情，第二遍写不出来。
她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我。是一个搪瓷缸子，用布包着，打开，里面是一罐咸菜。芥菜疙瘩，切得细细的，拌了辣椒油，红彤彤的，看着就开胃。罐子上面贴着一张纸条，写着：“给建军吃的。别省。吃完再给你寄。”
“你妈腌的？”我问。
“嗯。她听说我要回来，腌了好几罐。我说带一罐就行，她说不行，你那个同学瘦，得多吃点。”苏晓梅笑了，“我妈说，你那个同学一看就是个实在人，以后能当个好大夫。”
我接过那罐咸菜，捧在手里，沉甸甸的。
她还带了一样东西。从帆布包里掏出来，用手绢包着，一层一层打开。是一条围巾，灰色的，针脚歪歪扭扭，有的地方松有的地方紧，像是织的人手生，又像是织的人心不在焉。
“你织的？”我问。
“嗯。”她的脸红了，“在北京学的。协和那边冬天冷，我没事就织。织了好几条，就这条还能看。”
我接过来，摸了摸。毛线软软的，有点扎手。针脚确实不整齐，但每一针都很用力，用力到毛线都被拉紧了。我把围巾围在脖子上，转了一圈。苏晓梅看着，笑了。那笑容很满意，像是在看自己完成的一件作品。
“好看吗？”我问。
“还行。”她说，“就是有点歪。”
“歪的好看。歪的有特点。”
“你这个人，嘴笨的时候真笨，甜的时候真甜。”
“那我什么时候甜？”
“现在。”
我笑着，她也笑着。我们站在火车站广场上，风吹过来，围巾的流苏飘起来，擦过她的脸颊。她伸手帮我理了理围巾，动作很轻，像是在整理一件很珍贵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们七个——加上苏晓梅——在食堂聚了一顿。张卫国点了一桌子菜，红烧肉、锅包肉、地三鲜、溜肉段、酸菜粉条，摆了满满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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