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妍不想和妈妈“计较”，但也觉得必须要表示自己的态度，所以在外人面前，她是个乖乖女，听话懂事，只有母女俩时，她对吴敏不理不睬，甚至眼神都欠奉。
一次两次之后，吴敏也意识到自己好像又走了一步“臭棋”，可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一个工人家庭，没学历没素质，竟然能越过也好，越闹越大，还接手供销社的房子开起了商店。她能预料到在大院里开家商店，肯定会很挣钱，可那又怎样，钱再多，也改变不了他们骨子里的穷酸小市民德行。
闺女和自己闹气，没关系，哪有女儿跟妈妈生真气的，晾她几天就好了。
“红火火便民商店”从开业就建立了良好的口碑，早餐店开张后，更是让大院人的认可度提升了一个层次。苑大志经过几天的练习，油条炸的酥脆可口，跟大院外的老早餐店比也不遑多让。
说是早餐店，其实准确点说应该叫“小吃部”，因为这里中午也有馒头、包子卖，还有时令鲜蔬的凉拌菜，味儿好，量足。
天气逐渐热了，忙了半天，上午下班后很多人都懒得做饭，就想着简单吃点儿，抓紧时间睡个午觉。于是就会在小吃部买几个包子，或者要几个馒头，称一些凉拌菜，凑活一顿午饭。奢侈些的还会切上一根肉联厂的蒜肠，再拎上一瓶啤酒。
纸抽的影响力打出去了，大院外甚至附近几个厂生活区的人也会慕名而来，有几个小卖店还来打听过进货渠道。李焱和伴山屯纸厂签定了经销合同，在安城市区，“红火火便民商店”拥有纸抽的独家代理权。就这样除了零售，便民店还做起了批发。
肉鸡只有星期六才会有了，而且限量二十只，也不是进价，随行就市。
李焱还联系了几家玩具厂，定制了一批“盼盼”毛绒玩具和呼啦圈，借着亚运会全动的时机，小赚了一笔。
主意还是李恺出的，不过李恺不觉得这个东西能做大，华夏人的模仿能力太强，产权意识差，这东西又没什么技术含量，一旦面世，不出一个星期就会满大街都是。
开张第二天乔祥栋找到李焱聊了聊东北大米的事情，李焱非常感兴趣，因为是毛纺厂的送货回程车，所以也不方便带太多，计划先搞两吨试试，等曾师傅这次出车就办。
乔祥栋顺嘴提到了海鱼，主要就是带鱼和鲅鱼，针对冷鲜鱼无法保存的的情况，李恺提出个想法——预售，在便民店门外挂一个小黑板，写上最近有海鱼到货的消息以及价格，有需要的可以到店里预定，不但能保证供应，比市场价还要优惠一些。
当然，预定是要预付款的，而且是全款，没人预定也无所谓，反正店里也是顺带脚的事儿，没人预定不做就得了，没有丝毫损失。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李焱找了块三合板，用彩粉笔在上面写下预定带鱼鲅鱼的消息，保证新鲜，价格比市场上略低一些。
还是低估了人们的购物热情，消息一经推出，两天就被预定了一千多斤，而且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华夏建国后，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经济全面紧张，可以说是物资极其匮乏，市场商品短缺，别说是衣食住行这些生活保障了，就是一些不常用到或者限制用到的东西都不容易买。为保障供应，控制销售，国家对主要商品全面实行按计划凭票供应制度，而且定量较低，好多物品纵然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
这个阶段就出现了各种票据，大众的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和火柴票；小众的有烟票、酒票、糖票、肥皂票和工业卷；除此之外，还有女士用的月经带票、农民用的粪票等等，总之无处不用票，票比钱重要。
改开之后，随着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些票证被逐步取消，到了九零年，除了粮票，其余的票证基本上都不存在了。
票证被取消，物资也逐渐丰富，人们的购物热情持续高涨，消费出现报复性的井喷式增长，以往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再也不用看着眼馋了，甚至可以有机会选择一些优质，稀缺的东西。
不过运输和仓储又成了问题，地区之间的产品差异造成了新的供应困难，尤其是南方和沿海地区的东西，在内地还是不多见。
所以，听到有新鲜的带鱼鲅鱼供应的消息，即使需要全款预定，也被人们疯抢，甚至都想着多买一些，自己吃不完，可以送给亲戚，好东西没人会嫌多。
没人会担心被李焱坑骗，一来这时的人都实在，没有那么多的猜疑和顾虑；二来李焱做人做事的口碑一直很好，这点信任还是有的；三来这么大一家便民店摆着，人家会骗你十几块钱？
总之，事情成了，月底的时候，来了第一批海鱼，一吨的量。上午公布了消息，下午下班时便民店门口已经聚集了上百人，程序很简单，每个预订者手里都有李焱开的白条，上面标明数量，白条和账本对应上，称重，走人。
购买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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