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国龙87年毕业于江西省财经学校，分配到丰都县税务局某基层事务所。那个时候，税务专业毕业的中专生还不多，分工也很容易，稍微有点门路的都可以留在省城或市局，而他没有，他来自农村，跟许多农村考上学校的人一样，只要能弄到一份工作，拿固定工资，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于是他在农村一干就是十年，与他同学的大多数已混上了科处级，而他一直只是个农村税收专管员，熟悉他的人都说他税收业务是顶尖的，但过于固执，认死理，不会变通，原则性很强，人们送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叶马列”，正因为原则性太强，就从来没有那位领导敢用他。
记得是87年12月初，他从学校毕业才几个月，因为税务查账能力已显露出来，就安排他管理几家国有厂家。这些厂家都是为备战备荒作准备而兴建的，厂址都在深山沟里，8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还占主导地位，厂址虽然偏僻，交通不便，但生意并不差，其中一家纸厂，年纳税额达40万元，当时年纳税额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就属于重点企业，其纳税申报审查表要向省税务局报送。
在次月7日，也就是12月7日，叶国龙在审核该厂的纳税申报情况时，发现该厂实际销售收入与纳税申报表上的收入不符，由此而计算得出的产品税（那时候还是征收产品税）申报的比实际的要少4万元，他签了审核意见，发回要求该厂重新申报。纸厂厂长和财务人员找到他们所长，所长把他叫他房里说，小叶，这少报的4万元产品税是县领导吩咐的，你就按厂里的纳税申报表，填报重点税源企业报表上去就行。
这事对他这个初出校门才几个月的小伙子来说，是怎么也想不通的，县领导可以随意减免数万元的国家税款吗？他难道有这个权力吗？
但他又没有办法，只能少收纸厂的4万元税款，但在报到省税务局的《重点税源情况表》下面的备注栏里，他注明了少收的税款，并说这是县领导口头减免的。
当然这份报表没有到省局，因为各所的报表都要经过县税务局汇总统一报送省局，县局计会股和税政股的人看到他的备注，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向局长作了汇报。局长知道这件事，吩咐他这么做的是政府县长刘强，他也知道，擅自减免税收且金额较大（当时全且的税收收入才280余万元），这是违反税法的，但县长决定的，他只有执行，而这个叶国龙竟然拿县长都不放在眼里，实在是有点“马列”过头了。
12月9日一大早，税务局长陪着刘县长一同到所里，找到叶国龙，告诉他，由于今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已经完成，所以这4万元产品税免收，作为企业利润上交政府财政（叶国龙后来才知道，那4万元实际用于刘县长买了辆伏尔加轿车）。
他还是不理解，脑子就是转不过弯来，坚决认定领导也无权减免税，刘县长气得拍桌子，而好个叶国龙，认为领导不尊重他没关系，但不能不尊重国家法律，一气之下，竟把桌子掀翻，然后头也不回地赌气走了，把个局长和县长大人留在那儿发呆好半天。
叶国龙先是跑到乡出口处的烈士纪念碑前默立了十几分钟，口中念念有词，动情之处两行热泪在他年轻稚嫩的脸上滑落。然后掉转头，坐上三轮车，到班车中转站搭上开往浔阳的班车，徒步了近40分钟，到达他的母校，像10几年后的文心一样，也在对自己的母校注视良久，感慨万千。他就是不明白，老师教的、书本上学的，怎么与现实就会有那么大的差距？
1987年的12月9日，天是阴冷的，到傍晚时分，竟下起了小雨，还夹着雪粒。这一天已过去16年了，但记忆就像是昨天，叶国龙在向文小艳讲述他的过去时，对这一天发生的事特别敏感，他说，这一天改变了我的人生目标。
他赌气出来时，身上没带什么钱，快7点时，他又冷又饿，想找个地方吃3毛钱一碗的素面也不可能了，他的口袋里只剩下1块7毛钱，从浔阳坐班车到中转站要1块2，明天还得吃早饭，如果在湖口过渡时耽误了十几个小时——这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冬天涸水季节，到中转站下车已经没有了进山的三轮车，他要步行30里路，到所时一定差不多到晚上8点后，这么长的时间不吃饭，他能坚持吗，更可怕的是，这雨雪交加、饥寒交迫的漫漫长夜他将寄身何处？
每当小艳以后想想这个叶国龙真的是以倦缩在汽车站的一家餐馆的墙角处，以晚上飘过来的菜香，早上的馒头香来满足自己的食欲幻想，露宿餐雪，一只解放鞋湿透了，身上的衣服单薄得谁也不敢相信时，她就惊讶不已。
但他确实熬过了这一夜，他的意志力支撑了他。第二天天刚亮，他买了6个5分钱的馒头，坐上了第一趟发出的班车，并赶上了回所三轮车，他跟三轮车师夫说，他身上只剩下2角钱，而车费要5角，请师夫稍等一下，他跑回所里去拿钱来。师夫说，算了，叶同志，外面这么冷，以后记得时就给吧。但他还是跑回所里拿了钱来。
只隔一天，那个乡的人对他的看法已经明显改观。因为他在烈士纪念碑前洒泪的事被人看见了，并且一传十，十传百，一夜之后，几乎与纳税有关的人都知道，说税务所出了个怪人，一定是脑子有问题，不然怎么会一个人对着烈士流眼泪呢，非亲非故，又不是清明节，也不是八一建军节，或别的什么集体组织的什么节。
他可能真的是脑子有问题，一个月前，二位欣赏他查账能力的老党员劝他写了入党申请书，他们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但这件事后，他竟跑到支部委员那里，要回了那份入党申请书，从此他沉默寡言，只知收税。
春节一过，所长找了个借口（其实是局长安排的），不让他管工业区，把他调到另一个乡，与个体户打交通。而这种调动，持续了十年，他在税务部门工作了十年，换了12个乡镇，调动搬家时，简单得难以置信，一只在财校读书时的红木箱子，一床棉被，放在自行车后座架上，连人带物全部带走。
93年底时，一位所长很器重他，认为这样的人才被埋没，实在太可惜了，于是找到新上任的局长说，要让他做所里的业务主办，负责全所的税收征管业务。这件事调动了他的积极性，他经常自己出题，自己改卷，对全所十几位税务专管员进行业务考核，举办税务稽查培训班。在他的带动下，全所专管员的税收业务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当年还获得全县税务系统先进所，和税收会计业务以及票证填写单项奖。
可是好景不长，94年税制改革，国、地税分家，大部分人都经常往县城局长家里跑，生怕自己被分到地税，那时普遍认为，地方财政困难，地税不如国税稳定，当时也有个政策，分流时，要征求税务人员本人的意见，愿意留在国税的就留在国税，想去地税的就到地税，而夫妻、父子等有近亲属关系的必须要有一个到地税。叶国龙和其他所的几个年轻的业务主办一样，真是太天真了，以为县局不会丢他们不管，上面有政策，不致于要留在国税还要跑路送礼吧，所以还在乡下跑，忙三季度的税收征收的事。
94年10月8日全县税务干部大会，宣布他到了地税，还有另6个农村所的业务主办（都是专业学校毕业的，也都是相信局领导，不去跑路送礼，只顾收税的书呆子，全部分流到了地税）。这些在基层税务机关辛勤工作的业务骨干，做梦也没想到，全被他们所尊敬的领导出卖。很长一段时间，心里很不平衡，非得要出这口馊气才解恨。
恰在那时，新的国税成立后，分家前的那位局长，有消息说，做好年底的关账工作，最多是春节一过，将调往市局。呼声最高继任局长宝座的二位副局长中的一位认为自己胜算不大，必须要玩出个新的花样来，才可能稳登这个宝座，于是煽动几位对原局长很不满的几个人，玩了一个“捉奸在床”的游戏。
那位局长与该局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的临时工有染，是局内人早已熟知的秘密。盯梢的人得知，局长的情妇当天晚上要到局长的房里去，于是早已派人潜伏下来，等到他们在床上翻云覆雨时，办公室里的人将早已备好的房门钥匙把门打开，五、六个人即冲了进去，按照事先分工，各做各的事，第一组是负责用数码相机拍裸照，第二组是把局长和局长情人扔在床下的衣服全数收拢，放进预备好的袋子里，第三组是迅速抢过他们可能用于遮盖身体的被子，当然还有第四组是二个人守在房门口，预防奸夫□□在狗急跳墙时，会不顾一切，夺门而逃。这四组人员的动作可以说是同样迅捷，据说为这次捉奸，他们还进行了多次彩排。
国税局长和他的情人还没有反映过来，已被拍下了好几张□□照片，甚至当几个特别行动小组的人满载而归而退出房时，局长大人也没明白，刚才闯进他私人世界的几个人原来全部是他的部下。
照片送到了市国税局长的办公桌上，不用问，该局长提前退休，没有调到市局，而是回到他当税务所长起家的那个农村税务所，不管怎么样，那个地方很少有上级领导来，他不用因见到以前的同事和领导而脸上抹不开。
很显然，该局长是在国地税分家时，完全我行我素，得到的好处自不必说，单是他不顾长年累月在农村“收捡芝麻”的他一年甚至在任数年也见不到一次面的税务专管员，被他无声无息地踢到地税，是他身败名裂的必然结果。
当然也不用问，那位想借组织捉奸游戏而造成轰动效应的副局长，自然也没有因他导演的杰作而得到市局领导的青睐，相反，被打入“冷宫”，二年后提前退到二线。
已经确定下来的分流到地税的人员，也没有因为那位局长暗箱操作被暴光而重新调整。
怎么去调整？这简直就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地税分家计划，因为分家名单公布之前，就已经内定了从外单位或无职业人员进入地税队伍的名单，分流到地税的人员要担负地税征收管理的重任，同时要担负培训、指导新进入地税人员的业务工作，不是业务熟练，且只知道默默无闻收税的人，谁还能担负此重任呢。
叶国龙分到了地税，他都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到了地税，他找了几天的领导，但无济于事，每个说他业务精，到地税有发展前途的领导都对他说，这事已经向社会公布了，无法再更改。他当时到地税去倒还无所谓，反正是为国家收税，但可气的是，他们不尊重自己，说都不说一声，至少应该问一下吧。
那天上午，他在税务局的会议室，看着县人事局的人将他的档案捡到地税那一边，他忍住自己的冲动，就看着他们捡过去，有个人事局的人看他傻傻的站在旁边很久了，于是问他，你有什么事吗？
他含糊了半天，终于说，你们就怎么把我的档案扔到地税那边去了？
怎么，你不是同意过去吗？
我什么时候同意了？我压根就不知道自己会到地税。
税务局没征求你的意见？这是个说普通话的领导模样的人，听到他和人事局的人的对话，直过来关切地问。
从来就没有人来征求过我的意见，我那时在农村，整天上户收税，都不知道分流的事，前几天通知开税务大会，还以为是像往年那样，要开全县的税收旺征动员大会，原来是我被分流了。我被分流了！我被分流了！我竟然不知道。大会上不是说，这次分流政策是在充分征求税务干部个人的意见基础上，才决定的，可是……
他的话没说完，就被另外二个本县的人拉出了会议室，拉到另一层楼的楼顶，并把铁门反锁上，不让他再过这边来。他后来才知道，县局和政府人事的人向市局解释说，那个人脑子有问题，经常发作，他的话不可信的。
他的话当然不可信，如果可信，那么县委、政府领导安排进入地税的自己的子女60多个人就会被暴光。
而叶国龙却站在五楼的楼顶上，仰望苍天，他知道，他现在只能去地税，没有了别的选择，当初是谁说的，这次机构改革，人员分流，你得跑跑路，送送礼，否则你一准到地税，不管怎么说，条管与块管的单位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他没在乎，哪也没去跑，好像送礼不是他的性格。其实他又能跑哪儿呢，一个十足的农村崽俚，到哪里去找路子，又有谁去给他开路呢？唉，地税就地税吧，谁叫他的脸上只写着“无奈”二个字呢？
经济落后地区的地税的任务很重，这是谁都知道的，因为没工业，商业也发达不起来，国税的税源不多，分给地方的25%也就更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靠地税和农税，而农税是固定的，增长幅度很小，要满足不断膨胀的公务员开支和政府财政支出只有靠地税增长，鄱阳湖地区的县、市基本都一样，每年的地税收入增长，不是依照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增长而增长，而是按省、市、县级领导的需求意识来增长，首先是保底任务，然后是目标任务，最后还有个争取数，这些是政治任务，必须要完成，与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政绩挂钩，收入任务是一票否决。
就拿叶国龙分管的那个乡来说，国、地税分家前的税收任务才6万5，分家后，国税要5万，地税竟然要30万，其中18万是生猪屠宰税的专项任务，征收对象不是生猪屠宰，而是老百姓的人头。全乡农村人口1万5千人，每人要负责一头猪的屠宰税12元，18万就是这样算出来的，挨家挨户去收，没钱交的搬东西。
剩下的12万元地税，按个体户多少平均摊派下去，管你每月的营业额是多少，够不够纳税起征点，是不是特困户、残疾人等减免税对象，一律征收，交不出钱就收你的货走，然后折半拍卖，卖得的现金直接开票。那时候地税成立了税务警察，只要有纳税人抗税不缴的，管你是什么理由，一律先由乡派出所拘留几天，抗税是犯罪呀，税法写着的，乡下的老百姓并不知道他们的权利，穿着警察和税务制服的人进了门，光是他们头顶大盖帽上的威严的国徽就让他们胆战心惊，再拿出警棍或手铐来唬几句，那还不得东凑西借，甚至下跪求人借钱，把税给缴了。
当然凡事都有个例外，也有一些人是吓不着的，就是那些懂得跑路的人，比如包工头，县乡政府或部门有靠山和面子的人是你家的亲戚。
在地税的两年多时间，叶国龙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常常梦见接过老百姓战战兢兢交过来的钱，他开具完通用完税证加盖通红的税务印章后，那些红印渗透开来，渐渐地化成血水，一滴一滴的从□□上滴落下来，点点滴滴在地上汇聚成一滩血水，把他包围，窒息着他，他负罪般地从恶梦中惊逃出来，往往这时，他都会打开房门，出去仰望苍天，而他的心无比的酸痛。几年前从学校毕业时，当他第一次开具□□收到第一笔税款时的那种为共和国积聚财源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已荡然无存，他多次想离开这，抛弃这个职业，不是他不热爱税收，而是他再也不想收政治任务的税收。
那时他还只是想离开，真正使得他下定决心抛弃他所热爱的税收事业，却是95年底和96年中旬发生的两件事。
95年时省地税还在组建之中，急需专业税收人才。他根据8年来的税收工作实践，写了一本税收征管和稽查方面的专业论文集，并把它寄给了省地税税政处。税政处和征管处的专家看了这些论文后，迅速在其他处室传阅，对他的税务操作实践总结给予了很高评价，并确认这些材料如果系统地编成一本书，对刚刚成立不久的地税来说，具有很大的工作指导意义。有省领导说写这个材料的人一定有丰富的税收实战经验，是个可造之材，应该考虑调到省稽查局。
当时提名调到省局的全省共6人，叶国龙是其中之一。省局将这一决定告知市地税，要求对其进行人事考察，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立即办理调动手续。市地税一位分管人事的副局长到了丰都，先向县局了解叶国龙这个人。而县局得知这位市局领导的来意后，却在人事考察表上推荐了另一个人，一个与县财政局长关系相当不错的地税中层干部（那时还是财政局长兼地税局长），市局领导有些不解，问怎么换了一个人？他们解释说，叶国龙违反计划生育，超生了一胎，正准备对其进行处理呢。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国家干部违反了罪加一等，要被开除处理。市局领导当然不敢隐瞒，依照下面的意思，换了他们推荐的人，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向省局推荐人才，也是市局光荣，说明我们的管理有成效，出了人才。
当然，省局要的是真正的人才，而不是换了一个名字就成了人才的人，结果那个人也没去成，但亏大的是叶国龙，他花了8年的心血写成的那些材料，最后编成一本书出版了，而那本书的主编、副主编和主要作者都与他无缘，只是在编后记里点了一下他的名字，说感谢他提供的宝贵意见。
省局寄过信给叶国龙，说想调他到省稽查局，请等待人事考察，但一等就是半年，后来他才在县局听到露出来的关于他被调包的风声。他再一次无奈地仰天长叹，天妒英才啊，他承认自己的性格古怪，他甚至有时执着得令人难以理解，但也不用这么对待他吧，违反计划生育，亏得他们想出这么一个国策来，亏得市局来人事考察的领导只是听了下面的汇报，根本不与被考察对象见面，就换了一个人的名字，好象跟违反计划生育的人见了一下面都会影响他自己的前途一样。
这个玩笑真的开得有点太过份了，他真的不理解，为什么就有那么些人，自己不赏识他的才能，也不让别人赏识，心安理得地让他的才能埋藏！难道就像许多人说的，这个人不可用，连县长都不放在眼里的人，请问哪一个领导能管得了他，还不是给自己自找麻烦，向上推荐还不是给上级领导添加麻烦，到时受责骂，遭埋怨，说隐瞒实情不报的，给小鞋穿的还不是我推荐的人？
其时，叶国龙还不到28岁，连女朋友都没有！
半年后，那个来人事考察的领导也得到这一讯息，却没有对县局的领导大动肝火，生气也没用啊，到时说不定还遭人说自己没眼光，太官僚，划不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概人们都喜欢抬举自己器重的人，这应该理解，这个社会用人制度本来就是如此。但不管怎么安慰自己，他还是在心里底感觉对叶国龙有些内疚，他对县局一个分管业务的副局长说，这个人可以让他做乡税务所的副所长。所长都是财政所长兼的，他再怪，也不至于影响领导工作。这样多少对他也是个补偿。
这样的补偿的确曾在叶国龙的心里起过一些波澜，他觉得自己还是有价值的，他的努力还是有人欣赏的，有一段时间，他的工作积极性也更大了。
但96年6月底，他又一次犯了毛病，竟然与他的顶头上司财政局长抬起竹杠来了。
当时，全县的税收任务都很吃紧，县政府与财政、地税组织了一个税收督导组，督导下面一定要达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任务。督导组的到了叶国龙所在的地税所。程序上是首先由管业务的叶副所长汇报已入库的税收情况，要实现任务过半还有多少缺口，计划还有那些税收“眼色”，最后是向领导保证，坚决完成政府下达的税收任务。每个所都是这样表态的，但叶国龙没有，他说：94年初我这个乡的任务是6万5千，10月国、地税分家后，当年就变成国税5万，地税30万，当年国税只收了不到3万，地税向农民摊派屠宰税18万元，余下的12万元是向信用社贷款8万元完成了任务。95年地税任务是36万，比上年增长20%，向农民摊派屠宰税19万，向外出打工的人摊派的“打工税”7万元，去年信用社不肯贷款，是我们四个税收专管员以个人工资担保贷款缴的税，而今年的税收任务是45万，比上年增了25%。大家都知道，农村供销社都倒闭了，现在都是个人承包经营，实行个体双定征收。农村信用社全县都一样，99年澳门回归的税收都收清了，农村的乡镇企业单位基本上都倒闭了，没税可收，个体户双定税收我乡与其他乡的税负基本相同，比县城的个体户也少不了多少，且年年按县局标准增长双定税负，地税实际能收上来的4万都不到，上面一定要我收45万，你叫我怎么去收。
他还没有说，上面要求强行向农民摊派的屠宰税和打工税已经是违反中央政策，还要我们增加农民负担，或虚假纳税，或寅吃卯粮，财政局长已经很不高兴了，说，县里来督导，不是听你诉苦的，税收任务是死任务，能完成要完成，完不成也要完成。
如果这样，反正是完不成，请政府财政干脆给我们乡下达1个亿的税收任务，这样，县局就全省甚至全国都出名了。
财政局长显然没想到他的下属会这么顶他，当时就气呼呼地说，你这个所长还想不想当？
不是所长，是副所长，局长大人，如果上面不再向农民摊派税收，增加农民负担，不再向国家提交虚假的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报告，我这个副所长算什么，帽子是你给的，你随时可以拿去，就算连我的公职拿去换回真实的税收环境我也在所不惜。这时的叶国龙的脑子真的短路了。
叶国龙学的是国家税收专业，他只对他的专业感兴趣，他无法理解上面的领导是如何看待税收环境的。
96年6月28日，他所里的一个管片的专管员小张跟他说，他片里的一个叫李希白的个体户以前纳税一直都很主动的，这次不知为什么，几天都不见人影，都是他那个哑巴儿子在店里卖货，问他父亲去了哪里，又半天说不出个名堂。没有办法，下了个限期纳税通知书给了他家，如果6月30日下午下班前还没纳税，就处以应纳税额1至5倍的罚款。
叶国龙有点奇怪，他知道那个李希白，为人诚实、厚道，也很直爽，82年开店至今，是这个乡的老个体户了，生意做得也很不错，税收虽然定得比较高，但从无怨言，且都是在规定的时间里缴清定税，多次被县税务局评为纳税模范户和县个体劳动者协会评为优秀会员，照理说，他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躲着不见的，这几年的税收环境越来越恶劣，许多的纳税户都有样跟样，如查一个纳税模范户都有意躲避纳税，那么征税的难度将会更大，跟样不纳税的人会更多。
叶国龙虽然对现存的税收环境非常反感，但也不愿意看到别人逃避税收，欠税或变相抗税，听了小张的汇报，他立即赶到那个村。那个村在交通路口，国道、省道和县道都从那里经过。他到了店里，真的是他的哑巴儿子在那里，跟他说不清，他又到了他的家，原来李希白正卧病在床，看来已经病了很久，面容憔悴，身体消瘦得不成人形。
叶国龙问他，老李，您病啦？
老李却不能完整地说话，他老伴上前，回答叶国龙，我家老倌都病了二个多月了。
那是什么病呢？
老胃病，犯了好多年了，近二个月才开始发作。
有没有到医院检查治疗呀？
去了，前不几天才从省一附院检查回来，开了一些药，叫我家老倌回来，注意吃的，不要太劳累就行了，这不，还在吃那些药呢。
哦，叶国龙拍拍他的后背，说，老李呀，您要好好看病，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再来看望您。他要起身告辞，却被老李拉住了他的衣襟，老李断断续续地税，叶所长，这个月的税收又到期了，等我好点就送过去，万一去不了，叫我的哑巴儿子送去，把税缴了。
不要紧的，老李，下个月10号前缴都行，您先养好病再说。
这哪行。老李急剧地咳嗽起来，他老伴忙揉搓着他的后背和前胸，说，我家老倌这几天老在嘀咕，税务所又到了什么“双过半”的时间，税收任务一定又很重，他说，我们家开了十几年的店，从没拖欠过税款，上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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