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12月，包法利夫人在多维尔海边病逝。永镇医生夏尔·包法利先生在接到电报后，悲痛地前往多维尔处理后事。然而包法利夫人死前疑似感染严重的传染病。包法利先生因此没能带回妻子的遗体，仅仅将一罐骨灰送入教堂。
巴黎，圣安东尼区。
一家地下印刷坊内，雷蒙·布兰德利捏着鼻子躲避腐臭的油墨味。老板雅克是个独眼老头，据说年轻时因为伪造路易·菲利普的签名差点被吊死，后来专接“特殊订单”，雷蒙父亲生前也曾是他的大客户。
“1848年的死亡证明？您可真是怀旧。”老雅克用仅剩的那只眼斜睨着这位小贵族，上次见到他父亲时，他还是个小豆丁。老雅克黄板牙叼着烟斗：“标准模板五法郎一张，带污渍做旧的加价三苏。”
1848年法国六月革命期间，巴黎街头成了绞肉机，光圣雅克街一天就死了两百多人，尸体多得堆在教堂门口发臭。整个巴黎死了多少人，都是谁，没人能说清。
雷蒙甩出两枚金路易：“行，做三张，纸张必须和市政厅存档的同批次——可别拿糊弄外省人的破烂货糊弄我。”
“姓名？死亡时间？死因？”老雅克摊开泛黄的空白证明。
“弗朗索瓦·莫罗，1848年6月25日，流弹贯穿左胸——对了，他得是个波兰人。顺便再给他弄一套遗嘱。”
老雅克从桌子底下摸出一本黄皮册子，封面潦草写着“1845-1850 巴黎市政登记”。他翻到一页报废的死亡证明，提起羽毛笔开始仿写某市政登记员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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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林岚到巴黎与雷蒙交换信息、制定未来一段时间的交易策略。走前她拜托雷蒙帮自己完成莫罗夫人的身份文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您要伪造你那个死掉的丈夫？夫人，您可真喜欢给我出难题！”
“只是死亡证明而已……”林岚扔过去一沓文件，封皮上潦草写着“1848年巴黎死亡记录”，显然是从巴黎市政厅档案室抄录得来。“六月革命期间的死亡记录非常混乱，很容易就可以伪造。”
“冷静点，夫人！就算死亡证明可以伪造，但出生证明呢？其他法律文书呢？”雷蒙急得打转，先是假装寡妇，然后伪装男人，现在还要假造死人。天！这个女人以后还会让他做些什么！
“所以才需要布兰德利先生的天才头脑。”她似笑非笑地抿了口红茶，“以及您和您家族的朋友们。”
最后，在佣金翻倍的诱惑下，雷蒙天才地想起了那群东欧的逃亡贵族们。于是，莫罗夫人便愉快地决定成为一位波兰逃亡者的法国遗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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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雅克那儿弄到做旧的死亡证明和遗嘱仅仅是开始。雷蒙还得让它们走一遍1848年的行政流程。
比如雷蒙今天去见的菲利普·杜邦，一位在鲁昂法院当书记官的老同学。这家伙大学时连《拿破仑法典》都背不全，如今却混成了档案室的管理官。
“亲爱的菲利普！”
雷蒙热情地搂住老同学肥厚的肩膀，在他办公室上放下一瓶玛歌酒庄陈酿，“听说你最近高升了？我可太开心了，特地为你带来了我的珍藏！”
菲利普嘴角抽抽，眼馋地看着那瓶稀有的年份珍藏，再瞅瞅雷蒙摆桌上的两份文件。
“来吧，这份死亡证明和遗产继承文书上，需要个小小的印章……”雷蒙把文件推过去，底下压着三张面值100法郎的钞票。
菲利普扫了眼金额，喉结滚动，神色犹豫。
雷蒙凑近他耳边低语：：“放心，这波兰佬死透快十年了，连坟头草都被革命群众拔光了，没人找他。”
钢印“咔嗒”一声盖下，一份法院备份被送入档案室，另一份被得意洋洋的雷蒙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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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最棘手的部分：给莫罗先生编个完美波兰血统。19世纪的东欧移民档案比被猫抓过的毛线球还乱，但教会登记记录可是有迹可循。
雷蒙直奔圣日内维耶教堂的地下档案室，管事的西蒙神父正在打瞌睡，嘴角还挂着葡萄酒渍。这位神父当年给雷蒙祖父的私生子做过洗礼，收钱办事的职业道德堪称业界楷模。
“我要给1840年入境的波兰难民加个名字。”雷蒙把沉甸甸的钱袋放在《圣经》上，“弗朗索瓦·莫罗，华沙人，父亲是钟表师，母亲……就叫玛丽亚吧，常见又好记。”
西蒙神父眯起昏花老眼：“华沙？那阵子来的波兰人不都是被流放的吗？”
“所以才需要您妙笔生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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