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叫我“众”。甲骨文里，那个字画的是三个人抬头看太阳，意思是有田可种、有家可回的自由民。可在我活着的时候，没人叫我这个。大邑商的人没有名字，只有身份——男人，女人，孩子。我们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一个的人。
我住在一个叫殷墟的地方。后来的人这么叫它。我活着的时候，它叫大邑商。
我住的地方不在城里。城里住着王和贵族。我和我的族人住在城外西边的一片平地上。那里有二十七套半地穴式的房子，七十间。我们错落有致地排着，房与房之间互相错位，让风能穿堂而过。站在村口往里看，像一片被风吹歪的庄稼。那种错落不是规划出来的，是住久了之后自然长出来的。你挨着我，我挨着你，谁也不挡谁的路。
我们村口的围沟只有一米来深，拦不住野兽，更拦不住军队。可它很重要——把活人圈在里面，把死人挡在外面。围沟的南端有一个缺口，缺口的正南有一条路，路边有一间小房子。那是门卫住的，我们叫他“村口的眼睛”。有人来，他第一个看见。有人走，他最后一个送。虽然那沟浅得连小孩都能爬过去，但村里人没有一个人想过要跨过它去外面安家。那沟就是我们的边界，我们在边界里活着，也在边界里死去。
我的房子不大，半截在地底下。夏天凉快，冬天靠着墙角生一堆火也不至于冻死。屋里有灶台，用来煮粟米粥，那是我们一天到晚吃得最多的东西。墙角挖了一个浅坑，铺着干草和兽皮，那是我的床。床很窄，只够一个人翻身。我一个人的时候躺在上面，翻来覆去也摔不下来。后来她来了，两个人挤在一起，还是翻不了身，但那时候我也不想翻身了。
我是种地的。大邑商的人都要种地，王和贵族也要种，但他们不用自己下地。我下地。每天天不亮，我扛着石铲或者骨铲出门，走到村外的田里去。我们种粟、种黍，也种稻、小麦和大麦。粟是我们吃的最多的，煮成粥，稠的时候管饱，稀的时候清汤寡水，喝完一会儿就饿了。我还种过大豆和高粱。大豆是好东西，煮烂了拌在粥里，顶饿。高粱杆子高，站在里面看不见人，我有时候砍倒一片，躺在上面睡一会儿。
我们也有牛耕。牛比人慢，但牛不偷懒。我扶着犁跟在牛后面走，一天下来腿是软的，但翻过的地比我自己挖的多得多。还有人用铜犁铧。我没用过。那些东西在贵族手里，我们接触不到。我用的工具大多是石头和骨头做的。石刀割粟穗，骨锥缝麻衣，石铲翻地，骨匕切肉。那把骨匕磨得很薄，用了两代人。我父亲用过，传给了我。我握着它的时候，能感觉到他手的温度。虽然他已经死了很久了，但那股劲还在。
我不穿丝绸。那些东西是贵族穿的，我偶尔在集市上远远地看见过，亮闪闪的，像水一样贴在身上。我穿的是麻布衣服。麻是自己种的，自己纺的，自己织的。我母亲织了一辈子麻布，我妻子也织了一辈子。麻布粗硬，贴身穿久了磨得皮肤发红，尤其是肩膀和腰窝那一块。可麻布耐穿。一件麻衣能穿好几年，破了补，补了破，最后碎成布条了，还能用来扎口袋。
我娶她的时候，没有仪式。那时候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后来那些复杂的礼节。我们住在一起，一起吃一起睡，就算是夫妻了。她住在隔壁那间房子里，跟我一样大的屋子，一样的灶台，一样的窄床。我们有时候一起吃饭，有时候各吃各的。她煮的粥比我煮的好喝，她懂得往粥里加一把碎骨熬的汤，提鲜。那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好的东西。她还会用陶鬲煮饭，三只脚架在火上，受热均匀，不容易糊。那件陶鬲是她陪嫁带来的，底部的烟熏了一层又一层，黑得发亮。
我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跟着我下地，女孩跟着她学织布。男孩长得像我，瘦，黑，手大脚大。女孩像她，眉眼淡淡的，不太爱说话，但手巧。她织的麻布比我妻子织的还细。可后来她死了。一场瘟疫，村里的孩子死了好几个。她死的时候还抱着那卷没织完的麻布。我妻子把麻布接过来织完了，织成了一件小衣裳，烧在她坟前。
我儿子后来也死了。死在战场上。武丁王打仗，到处征兵。村里的壮丁都被征走了，我儿子也在其中。他走的时候我站在村口送他。他背着石刀和几块干粮，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像一把钝刀，慢慢慢慢地割我的胸口。我没有追上去。我只是站在围沟边上，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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