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0日，星期五，冬至前一天。天气预报说有雪，但一整天都是阴天，灰蒙蒙的，像没洗干净的脸。
裁员的消息是周一就传出来的。公司群里有人发了张照片，韩国总部来了三个人，穿黑西装，打深色领带，在会议室跟中国区高管开会。照片拍得模糊，但能看见桌上一沓文件，白花花的。
“要裁了。”老陈在茶水间抽烟，烟灰掉进咖啡杯里，“听说至少三分之一。”
姚华没接话。他端着杯子接热水，热水器咕嘟咕嘟响，像在叹气。
周三，名单出来了。不是正式通知，是人事部小张“不小心”发错群的文件。文件名是“年终优化名单”，打开看，一长串名字，按部门排。姚华在技术部那栏找到了自己，名字后面跟着数字：38。三十八岁，工龄十二年，赔偿金按N+1算。
他看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三十八，跟年龄一样。十二年，够一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
周四，戴经理找他谈话。办公室的百叶窗拉上了，光线被切成一条一条的，像监狱栏杆。
“姚华，坐。”戴经理指指椅子。他自己没坐办公椅，拉了把普通的椅子，跟姚华面对面。这个细节让姚华觉得有点可笑——装什么平等。
“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戴经理开口，声音很平，“韩国那边业务收缩，中国区要优化结构。”
优化。这个词用得好，像把裁员说得跟电脑清理垃圾文件一样。
“技术部留一半，裁一半。”戴经理递过来一张纸，“这是补偿方案，你看看。”
纸是A4纸，打印的，字很小。姚华眯着眼看：基本工资×12×2，再加三个月工资作为“特别补偿”。算下来，大概八万多。
“下周办手续，一月底前离岗。”戴经理说，“有什么要求，现在可以提。”
姚华想了想：“我能干到月底吗？”
“为什么？”
“凑个整月，社保不断。”
戴经理愣了一下，然后点头：“行。”
谈话结束，一共七分钟。姚华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很安静，没人说话。大家都知道了，但都装不知道。像一群等待宣判的犯人，互相不看眼睛。
周五，正式签协议。会议室里摆了长桌，韩国代表坐一边，中国员工坐一边。韩国代表有三个人，中间那个五十多岁，头发梳得油亮，戴金丝眼镜。他站起来，先鞠了个躬，九十度，很标准。
“各位同事，”他说中文，有口音，“非常抱歉。公司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
姚华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像鱼。话都是套话，什么“市场环境”，什么“战略调整”，什么“感谢付出”。听着听着就走神了，想起小时候看朝鲜电影，里面的人说话也这个调调。
讲完了，人事部开始发协议。一人一份，装在牛皮纸袋里。打开看，印刷精美，铜版纸，还烫了金边。补偿金额用加粗字体标着，很显眼。
签字笔是统一的，黑色，笔杆上印着公司logo。姚华拿起笔，手有点抖。不是激动，不是难过，就是抖，像冷的。
他翻到最后一页，签名栏。名字，身份证号，日期。日期空着，他写：2019年12月20日。
写完了，递回去。人事部小姑娘接过去，检查了一下，点点头，放进另一个文件夹。
整个过程没人说话。只有翻纸的声音，写字的声音，空调出风的声音。像场默剧，演员们按剧本走，不说台词。
签完的人陆续离开。姚华没走，他坐在那儿，看着桌子。桌子是实木的，很厚，桌面有划痕，不知道是谁划的。他看着那些划痕，一条一条，像人生的皱纹。
会议室里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他和另一个技术部的老刘。老刘四十五了，头发白了一半。他签得很慢，一笔一画，像在刻碑。
签完了，老刘站起来，走到姚华旁边，拍拍他肩膀：“走了。”
“嗯。”
老刘走了。会议室空了。
姚华还是没动。他看着对面墙上那幅画，是抽象画，一堆色块，看不懂画的是什么。公司花大价钱买的，说是提升格调。现在公司要裁人了，画还在那儿，看不懂的还是看不懂。
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工位。十二年，同一个位置。桌上那盆绿萝，是他刚来时买的，十块钱，从花卉市场抱回来的。那时候绿萝很小，只有几片叶子。现在爬满了隔板，垂下来，像绿色的瀑布。
他想去看看那盆绿萝。
走回技术部，大部分工位已经空了。电脑关了，椅子推了进去，像没人坐过。他的工位还在那儿，绿萝还在那儿。
他坐下来，打开电脑。屏幕亮了，需要输入密码。他输了，错了。又输，又错。第三次才输对——手抖，按错了键。
电脑桌面是默认的蓝天白云。他一个个关掉图标：工作文件夹，项目文档，代码编辑器。关到最后一个，是报销系统，里面还有一张出租车票没报，二十三块钱。
他点了提交，系统提示：流程已提交，等待审批。
等不到了。下周一，他的账号就注销了。
关掉电脑，屏幕黑了，映出他的脸。三十八岁，眼角有皱纹了，鬓角有白发了。像父亲，像母亲，像所有被生活磨糙了的人。
他转头看那盆绿萝。绿萝长得很茂盛，叶子油绿油绿的。但最下面那片叶子黄了，边缘卷曲，像烧焦的纸。
他伸手去摸，叶子脆了，一碰就碎。碎屑落在键盘上，黄黄的。
十二年，就换来这片黄叶。
他站起来，开始收拾东西。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一个水杯，几本书，一个充电器，还有那盆绿萝。书是技术书，都旧了，纸黄了。他翻了翻，里面还有当年做的笔记，字迹很工整，像另一个人写的。
把东西装进纸箱，不大，半箱都不到。绿萝不好装，他抱着。
走出公司，电梯里没人。镜子里的自己抱着纸箱，抱着绿萝，像个搬家工人。
一楼大厅，前台小姑娘在玩手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她认得他，但没说话。裁员时期，最好别说话，说多错多。
走出大厦，天已经黑了。风很大，吹得纸箱哗啦响。他站在门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回家？回家干什么？看电视？发呆？
他想起父亲。父亲下岗那天，是不是也这样？抱着个纸箱——或者连纸箱都没有——站在包子铺门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父亲后来去了海河。姚华记得，那天晚上父亲很晚才回来，一身酒气，但眼睛很亮。他说：“华子，爸今天沿着海河走，一直走，走到没路了。”
“然后呢？”
“然后回头，走回来。”
那时候姚华不懂。现在懂了。
就是想一直走，走到世界尽头。走到没路了，也许就轻松了。但世界没有尽头，路永远有，只是你不愿意走回头路。
可最后都得回头。都得走回来，回到那个破家，回到那个要吃饭的肚子，回到那个还得活下去的现实。
姚华抱着纸箱，抱着绿萝，开始走。
沿着街道走。路过小卖铺，进去买了个玻璃瓶汽水。收银员问：“要袋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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