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国犯病,是在一个星期三的早晨。照例去村口老刘那儿打散装酒。老刘递过酒提子,姚建国的手却像风里的树叶,抖得对不准瓶口,酒洒了一地。老刘瞅着那手,说:“老姚,您这手……”姚建国舌头在嘴里滚了半天,含糊道:“天冷,哆嗦。”
钱是掏不出来了。手指头仿佛不是自家的,伸进兜里,只摸出一团混沌。最后还是老刘从他兜底抠出张皱巴巴的五块钱——那钱皱得,像是已经在兜里住了三五年。
回家的路,二百米,他走了十分钟。左腿在身后拖着,像捆了半袋水泥。路上碰见捡破烂的老孙头,老孙头喊:“建国,又打酒去啦?”姚建国张了张嘴,只发出“啊……啊……”的声响,一道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他用手背去抹,抹了半袖子。
老孙头觉得不对劲,跟到了他家门口。正看见姚建国在摸钥匙,摸来摸去摸不着,钥匙“当啷”掉在地上。他弯下腰去捡,整个人就像一口倒空的麻袋,直挺挺栽了下去。
姚华接到电话时,正在会议室里听戴经理讲下季度指标。电话响了三遍,前两遍都打错了,打到卖保险的那儿。卖保险的倒耐心,说:“先生,您父亲这个情况,我们有一款产品……”姚华说:“打错了。”那边还说:“不考虑一下吗?意外险现在有活动……”姚华把电话挂了。第三遍,老孙头在那头喊:“你爸摔了,快来!”声音像是从一口破锣里敲出来的。
赶到时,救护车已经在了。两个白大褂正把姚建国往担架上搬。姚建国还在扭动,嘴里呜噜着:“酒……我那酒……”地上果然躺着个摔碎的玻璃瓶,劣质白酒的气味横冲直撞,钻进每个人鼻子里——那气味浓得,像是要把空气也腌成酒糟。
第四医院急诊室。医生看完检查单,把姚华叫到一旁:“脑梗,得做CT。”
CT室在二楼。姚建国被推进那个白色的圆环里,像送进传送带的包裹。机器嗡嗡地转,一圈,又一圈。姚华隔着玻璃看,忽然想起超市扫码的柜台——货物放上去,“嘀”一声,价钱就出来了。人放上去,嗡嗡响,病就出来了。只是货物的价钱明码标价,人的病价,从来算不清楚。
片子半小时后贴在灯箱上。黑白图像里,几团阴影晕开着,像滴在草纸上的墨点子,不大,却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像是哪个顽童拿毛笔随手甩的。
医生用笔尖点着那些芝麻大小的暗处:“这儿,这儿,还有这儿。多发腔隙性脑梗死。”
“要紧吗?”
“这次算捡着。”医生顿了顿,看他一眼,“酒,一滴都不能再沾。再沾,下回就是大片梗死,或者出血,人可能直接就没了。”医生说话有个特点,说到“没了”时,声音会低下去,像是怕吓着谁,又像是已经说累了。
姚建国这时被护士推回来,坐在轮椅上,右脸有点往下耷拉,精神倒像还行。“大夫,我没事吧?”
“有事。”医生把片子转向他,“看见没?这些黑点,都是死掉的地方。再喝,下次死的就不止这点地方了。”
姚建国眯着眼,瞅了半天,竟笑了:“我当是啥。这就是喝多了,脑仁儿有点木。年轻那会儿,一斤半下去,照样扛麻袋。”
医生不接他话茬,转向姚华:“住院,至少一周。家属办手续去。”
病房是三人间,姚建国靠门。隔壁床是个七十多的老头,也是脑梗,比姚建国重——话说不出一句,右边身子全瘫了,鼻子里插着管子往里灌流食。那流食的颜色,让人想起婴儿的辅食,只是喂的人老了,吃的人也老了。
姚华向戴经理请年假。五天,加两头周末,一共九天。戴经理笔尖戳着请假条,脸拉得老长:“姚华,你这假,是不是太勤了点儿?”
“我爸脑梗,住院。”
“脑梗……”戴经理在纸上签了名,力透纸背,“行。回来加班补上。”
“知道。”
头一天输液,姚建国还算消停。护士来扎针,他伸出左手。手背上的血管躲躲藏藏,护士拍了好几下才敢下针。针进去时,他眉头拧了拧,没吭声——不是不疼,是疼惯了。
药水一滴,一滴,往下坠。姚华看着那透明的液体顺着软管爬进父亲的身体里,忽然想,这东西能冲掉他脑子里的黑点吗?像冲下水道似的,哗啦一下,全干净了?
恐怕不能。要是能,医院早该开个“脑水管疏通”科,专治各种想不开和喝太多。
隔壁床的老头这时呜咽起来,声音闷在喉咙里,像受伤的野狗。他儿子忙俯过去:“爸,咋了?”老头说不出,只是流泪,眼泪顺着深刻的皱纹沟壑,流进了耳朵眼——那耳朵眼,怕是这辈子都没接过这么多水。
姚建国看了很久,忽然哑着嗓子问:“我往后……不会也成这德行吧?”
姚华没接话。有些问题不需要答案,因为答案就摆在隔壁床上。
第二天,姚建国就躁起来了。输液太慢,一瓶要耗三四个钟头。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像煎饼铛上的饼。“这得输到猴年马月?”
“还有两瓶。”
“两瓶?!”姚建国眼睛瞪起来,“这不是存心折腾人吗?”
“治病都这样。”
“治个屁病……”他嘟囔,“我压根就没病。”
午饭是医院食堂的盒饭,一荤两素。荤菜是红烧肉,但肉星星点点,大半是土豆。姚建国扒拉两筷子,撂下了。
“这是人吃的?”
“将就吃吧。”
“将就不了。”姚建国舔舔嘴唇,“我想喝口酒。”
“不能喝。”
“就一小口,抿一下。”
“一口也不行。”
姚建国不吭气了,直勾勾盯着天花板。药水还在滴答,滴答,像是谁在数着所剩无几的时辰——只是数的人不急,被数的人也不急,急的只有那滴不完的水。
下午姚华出去买水果,回来时看见父亲正跟隔壁床的儿子搭话。那儿子穿着灰扑扑的工装,脸上带着倦意——那倦意不是一天两天的,是长年累月积下来的,洗都洗不掉。
“我爸这病,落下三年了。”那人说,“当初也是不听,非要喝。现在好了,话都说不出一句整的。”
姚建国听着,眼皮耷拉。
“您可得听劝。”那人又说,“这病,就怕复发。复发一次,就重一截,到最后……”话没说完,尾音散在满是消毒水味的空气里——消毒水能杀菌,却杀不掉这些话里的无奈。
姚华洗好苹果,削皮,切成小块,插上牙签递过去。姚建国嚼着,慢慢说:“甜。”
“嗯。”
“比我买那些甜。”
“您净挑便宜的买。”
“便宜咋了?”姚建国声调忽然提起来,“便宜苹果就不是苹果了?”
姚华闭上嘴,把剩下的苹果收进塑料袋,塞进床头柜。有些话争不出结果,就像便宜苹果到底是不是苹果——你说不是,他吃着也是那个味儿;你说是,他心里也知道不一样。
第三天,出事了。
上午液输完,姚建国说要上厕所。姚华扶他到门口,等着。等了十来分钟,没动静。姚华喊:“爸?”
没人应。
推门进去,厕所里空空如也。窗户大开着——这是一楼,窗外就是医院后街。
姚华脑子“嗡”地一声。他冲出去,在后街疯找。那条街挤满了小馆子、杂货铺、水果摊。最后,他在一家杂货铺门口看见了姚建国。
老头正坐在个小马扎上,手里攥着个透明塑料袋,袋子里晃荡着半斤左右的散装白酒。看见姚华,他先是一愣,随即咧嘴笑了:“你咋寻来了?”
姚华冲过去,一把夺过袋子。酒液泼溅出来,辣气刺鼻——那气味熟悉得可怕,像是从他记事起就弥漫在生活里的背景味。
“您这是干什么?!”
“买酒啊。”姚建国说得天经地义,“嘴里淡出鸟了,难受。”
“医生的话您都就饭吃了?!”
“医生懂个屁!”姚建国站起来,腿脚还不利索,身子却挺着,“我喝了一辈子,阎王殿的门槛都让我踩平了,还怕这几滴马尿?”
姚华盯着他。盯着那张嘴角歪斜的脸,盯着那双浑浊发黄的眼,盯着他手里那袋称之为“酒”却实则是“命”的液体。
忽然间,三十八年的东西全涌到了喉咙口。银行宿舍。盐坨村小学的土操场。母亲越来越稀薄的白发。自己鬓角早生的霜。每月准时报到的房贷。手机里总也还不清的借呗。养老院那个三千四的床位。还有眼前这个,永远像滩烂泥,永远扶不上墙,永远在制造麻烦的老头。
“您知道您这辈子,毁了多少东西吗?”姚华声音平得出奇——平得像结了冰的河面。
姚建国懵了:“啥?”
“房子。”姚华说,“从银行里搬到盐坨村,我念的那个破学校,您知道是啥样吗?”
“我……”
“我妈。”姚华继续说,“她卖了一辈子考试卷子,蹬了一辈子三轮,最后躺在养老院,您去看过一眼吗?”
“我……”
“还有我。”姚华指指自己,“三十八了,没成家,没孩子,欠一屁股债。为啥?得给您擦屁股,得给我妈交那份养老钱。”
姚建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不是不想说,是话堵在嗓子眼,像塞了一团湿棉花。
“现在你病了,脑子都梗了,医生说再喝下次就没了。”姚华看着父亲,“您倒好,溜出来买酒。您是不是觉得,你死了,我们反倒清净了?”
这话太重。姚建国脸霎时灰白,嘴唇抖得像风里的纸:“你……你说啥?”
“我说,”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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