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发剂是从网上买的。网站名字记不住，只记得三十九块九，还包邮。广告词写得敞亮：“一夜还你青春”。姚华对着卫生间的镜子，把那膏子往头上抹。手生，抹得深一块浅一块，不像染头，倒像粉刷匠和泥。说明书上印了个模特，笑出一口晃眼的白牙，旁边一行小字：停留二十分钟。
刚抹匀，头皮就开始刺挠。不是疼，是痒，像有蚂蚁排着队游行。这感觉让他忽然想起他爹，姚建国。那年月，他爹蹲在门槛上，拿旧牙刷蘸着黑鞋油，刷那双张了嘴的鞋。刷完了，举到亮处瞅，自言自语：“嘿，跟新的不差！”那鞋油的臭味儿，能在屋里盘桓三天不散。如今姚华懂了，爹当年染的不是鞋，是那看不见、却硌得人脚疼的日子。
二十分钟到。他拧开花洒，黑水顺着额角、鼻梁、下巴往下淌，流进眼里，蛰得他“嘶”一声。忙抬头照镜子，却愣住了——头顶是片乌糟糟的黑灰，发根那儿却顽强地白着一圈，像特意撒了层盐末子。他又冲又搓，那白反倒更显眼了，在黑灰的衬托下，理直气壮，熠熠生辉。
“妈的，”他对镜子里的自己说，“还我青春？青春没见着，倒还我个阴阳头。”
没辙，第二天去了楼下快剪店。理发师是个小年轻，耳朵上一排窟窿眼，正嚼着口香糖，瞥他一眼：“叔，咋整？”
姚华指指脑袋：“染坏了，瞧见没？”
小年轻拨拉两下他的头发，吹出个泡泡，“啪”地破了。“叔，不是我说，您这白头发，少说占六成。再上颜色也盖不住，药水还烧头皮。依我看，不如剪短，利索。”
姚华盯着镜中人。眼袋松垮着，法令纹像用刻刀犁出来的，头发黑白驳杂，像幅画废了又没扔的草稿。
“多短算短？”
“寸头。”小年轻比划一下，又补充，“或者，索性刮光，最省心。”
姚华又想起他爹。姚建国晚年头发稀疏，索性剃了光头。夏天太阳一照，反光；冬天就扣顶破毡帽。邻居家小孩追着喊“灯泡”，他爹拎着扫帚疙瘩撵，跑不出两步就喘成风箱。
“就寸头吧。”姚华说。
电推子嗡嗡作响，黑白相间的发茬簌簌落下，在围布上积了薄薄一层。他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脑袋一点点变小，变圆，露出青色的头皮。原来这一脑袋头发，就是个幔子。幔子一撤，底下的真相全露了：颅骨的形状，额角的旧疤，太阳穴上那根不安分跳动的青筋。
“得嘞。”小年轻掸掉碎发，把镜子递到他脑后，“瞧瞧，年轻十岁不敢说，五六岁总有。”
镜子里是个陌生的男人。头皮泛青，剪短后的白发茬一根根挺着，更扎眼了，像收割后麦地里落的寒霜。年轻？姚华心里哼了一声。就这模样，说五十那是人家客气。
周末去养老院，张玉芬正被护工推着在走廊里晒日头。轮椅轧过地砖，咯噔，咯噔，慢吞吞的。老太太眯着眼，直到姚华走到跟前，遮了光，她才慢慢聚焦。
看了好一会儿，她嘴唇动了动，吐出三个字：“像你姥爷。”
姚华没听真，弯下腰：“妈，说啥？”
“像你姥爷。”张玉芬抬起不太利索的左手，做了个抹头顶的姿势，“他也是这脑袋，头发少，白得早。”
姚华拽了把椅子坐下。阳光透过大玻璃窗，把走廊切成明明暗暗的方格子。护工见状，悄没声走开了。
“我姥爷……不是卖水果的么？”在姚华所有的记忆碎片里，姥爷就这一个标签。
“是，卖水果的。”张玉芬望着窗外，那儿有几只麻雀在啄食，“解放前自己挑担子走街串巷，解放后进了合作社，还是卖水果。一辈子，就跟烂梨瘪枣打交道。”
她停了很久，久到姚华以为她睡着了。走廊尽头传来电视机的声响，咿咿呀呀，像是唱戏。
“六几年，闹得最凶那阵，”张玉芬忽然又开口，声音平得像晒干了的河床，“来抄摊子，说他‘投机倒把’。一筐梨全给掀地上，脚上去踩，稀烂。你姥爷就蹲在那儿，一个一个捡，手哆嗦得呀。”
姚华脑子里浮现出画面：一个头发花白的瘦老头，在泥污里扒拉破碎的果子。
“捡完了，端回家，打盆清水，把那些没烂透心的挑出来，洗了又洗。”张玉芬那只左手无意识地摩挲着轮椅扶手，“晚上，把我们六个叫到跟前。你猜他怎么分？”
姚华摇摇头。
“他把梨切成两半，好的那半边，给小的；烂了半边但还能啃的，给大的。”张玉芬嘴角扯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他说：‘囫囵个儿的给小的，他们路长。烂点儿的给大的，你们牙口硬，啃得动。’”
她转过脸，看着姚华：“我分到半个烂梨。有个虫眼，我偷偷抠了。”
阳光这时移到她脸上，那些皱纹像极了干涸土地上的裂隙。
“你姥爷活到七十三，走的时候头发全白了，可没掉光。”张玉芬说，“他老讲，头发白不怕，怕的是没东西可白。意思是，得活到该白头的岁数。”
姚华摸了摸自己刺手的寸头。
“妈，”他问，“那我姥爷……他觉得他那辈子，算活够本了么？”
张玉芬又望向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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