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是这样开始的。
每天早上六点十分，苏晚在精品礼品店买的那种礼物闹钟会把她吵醒。苏晚通常会在第一声铃响还没落尽的时候就把被子掀开——她从来不给自己赖床的机会。
苏晚卡在7点半这个空档，用五分钟洗完脸，两分钟抹完“大宝”，一分钟把头发扎好。
大宝SOD蜜的瓶子是白色的，圆滚滚的，挤出来的乳液带着一股淡淡的甜香，她抹的时候习惯性地在掌心搓两下，再往脸上拍。头发扎起来也简单，手指当梳子拢两下，皮筋绕三圈，马尾的高度刚好在后脑勺偏下一点——太高显得精神过头，太低又没精神，这个高度是她试了好几次才定下来的。
家里现在不只有爸爸，小姨一家也住在这里。。她们家那一片正好赶上拆迁，如果不是苏晚临时决定从上海回来，三室一厅的房子住四个人是刚刚好的。
出门前她会在厨房逛一圈——小姨每天早上都会做早饭，有时候是白粥配咸菜，有时候是面条卧个荷包蛋，有时候是头天晚上剩的饭加点水煮成泡饭，就着腐乳吃。小姨做饭手脚快，也不讲究什么花样，但味道不差。苏晚端着碗站在厨房里，稀里呼噜喝完，把碗放进水池里冲一下，倒扣在灶台上。
其实苏晚挺感谢小姨的。拆迁之后她们家可以选别的地方租房子过渡，但小姨说一家人住在一起方便照应，就挤过来了。小姨教她做饭，站在旁边看她切土豆丝，说她切的太粗了，像薯条，让她慢一点，刀不要抬太高。苏晚学得慢，切了几天才勉强切成丝，小姨也没嫌她笨，只是说“慢慢来，熟能生巧”。
从家走路到百货只要10分钟。楼下的公交站点也能坐车直达百货门口，不过苏晚总觉得等车的时间太过漫长——有时候车还没来，她已经走到了。偶尔坐上一趟，她会靠在车窗边往外看。窗外的早晨是这座城市的早晨——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车筐里放着书包，后座坐着睡眼惺忪的小孩；早餐店的卷帘门拉开一半，老板蹲在门口拆蜂窝煤炉子，白汽从锅里冒出来，一团一团的；从菜市场出来的老人拎着塑料袋，袋口露出一把芹菜或者半截冬瓜。公交车经过“市二中”的时候，站牌旁边那棵梧桐树的枝叶还是老样子，从围墙上面探出来，叶子密密匝匝的。每天早上校门口那条过道上，自行车停成一排一排的，车把挨着车把，后座朝着马路，整整齐齐的，像列队的士兵。
到百货大楼是八点15分左右。她从员工通道进去，在更衣室换上工装。
八点半，她站在“金利来”鞋柜台后面。
一天就开始了。
上班的日子像复印机里吐出来的纸，一张接一张，内容差不多。
商场开门，广播先放一段轻音乐，然后是迎宾词：“亲爱的顾客朋友们，百货大楼全体员工热忱欢迎您的光临……”苏晚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愣了一下，后来听习惯了，哪天没听到反而觉得不对劲。
上午的顾客不多。大多是附近的家庭主妇和退休老人，拎着菜篮子进来，在商场里转一圈，看看又不买。进门直走就是下负一楼的电梯，超市在底下。苏晚每天都要经过超市入口进仓库补货，超市上楼的电梯就在鞋柜斜角侧面，电梯上的人大包小包的，塑料袋蹭着扶手，发出沙沙的声响。偶尔有人在她柜台前停下来，目光随意地扫过那些皮鞋，脚步放慢，但不说话。苏晚从来不催，她把单鞋从架子上拿下来，摆正，鞋尖朝外，两只并拢，然后退到一边。等人看过来的时候，她就微微弯一下腰，嘴角往上牵一点，说“没关系，您慢慢看”。
她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看顾客的眼神就能判断她想买什么——如果一个人进来先看价格签，目光在数字上停两秒，然后去看鞋，说明她对价格敏感，要推荐性价比高的，价位适中的，不能推新款，新款贵。如果一个人进来先摸皮面，翻过来看鞋底，甚至把鞋垫掀起来看一眼，那她多半懂行，苏晚就不敢乱开口，怕说错了被对方听出来。她接待顾客的时候有一套固定的姿势：跟人说话要微微侧身，不能正对着，正对会让对方觉得有压迫感；手要放在身前，手指并拢，不能插口袋，不能抱胳膊；眼睛看着对方的鼻梁，不高不低，太高像瞪人，太低像心虚。
下午三点，上早班的同事来接班。苏晚把手头的工作交接完，然后在更衣室换下工装，背上帆布包，从员工通道走出去。
走出商场大门的时候，通常是下午三点半左右。太阳还很高，影子在脚下缩成一小团。
有时候她会拐去菜市场买点菜。菜市场在回家的路上，巷子口进去走两步就到了。她买菜的时候学会了挑——茄子要选蒂头新鲜的，绿色的，捏起来硬挺挺的，蒂头发黄发干的就是放久了；黄瓜要摸上去有点扎手的，刺还在，皮上有细细的白霜，滑溜溜的是昨天剩的；西红柿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太软的熟过了，太硬的没熟透，要那种按下去有一点点弹性的。卖菜的大姐认识她了，每次看到她都喊一声“姑娘又来啦”，称完了菜会多抓两根葱塞进塑料袋里，葱白上还带着泥。
到家之后，如果大家还没回来，她会先把菜洗好切好。然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翻一翻自已买的书。
苏晚很喜欢看书。
晚上九点多，她洗漱完，躺在床上。床是两张五斗橱架起来的，上面搁一块木板，铺上被褥就是床。离天花板很近，近到她躺下来的时候伸手能够着顶上的灯罩。有时候起床起得猛了，脑袋会撞到天花板上，闷的一声，不疼，但懵。她就伸手摸摸头顶，再摸摸天花板，像是在跟它说没事。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重复。
八月中旬的一个晚上
苏晚接到林栖的电话。
“清清，找你的”爸爸接的电话，喊了一声，然后听筒被搁在茶几上，发出一声轻响。苏晚从卫生间跑出来，手上还有肥皂泡沫，在裤子上蹭了蹭，拿起听筒。
“喂？”
“晚晚！是我！”林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小灵通特有的那种沙沙的电流声，尾音有点发颤，“你猜我在哪儿？”
苏晚把听筒换到另一只耳朵，肩膀夹着。“在哪儿？”
“我在你柜台前面！你下班了？我来找你你不在！”
苏晚愣了一下，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八点多了。“我三点就下班了呀。”
“我忘了你是早班了。”林栖在那边叹了口气，声音拖长了，尾音往下坠，“我还特意跑过来想找你玩呢。白跑一趟。”
“对不起啊，我应该跟你说的。”
“算了算了。”林栖的声音忽然收紧了，变得认真起来，“所以啊，你得办一个小灵通了。”
苏晚沉默了一下。
小灵通。
她在上海的时候，看到过“小灵通”，那个铃声她听了大半年。她不是没想过买一部，但总觉得不是必需品。在上海和男朋友呆在一起也没想过买一部常联系，现在回来之后家有电话。她觉得自己没什么需要随时被找到的理由。
“办一个要多少钱？”她问。
“机子不贵，三四百块吧。话费也便宜，接听不要钱，打出去一毛多一分钟。”林栖说得飞快，好像早就把功课做好了，“你去电信营业厅办就行，选个号码，当场就能拿。”
“我再想想。”
“想什么呀想！”林栖急了，声音往上扬，“你想想，我每次找你都要先打你家电话，万一你不在家呢？你爸爸接电话，我有点不敢和他说找你出去玩。”
苏晚笑了一下，听筒贴在耳朵上，能听见那边林栖的呼吸声。““我爸爸人挺好的。”
“不是人好不好的问题。反正不方便。你就办一个嘛，你办了之后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天天打？你不跟你男朋友打电话了？”
“男朋友是男朋友，你是你。不一样。”
这句话让苏晚心里暖了一下。她握着听筒，手指在电话线的螺旋纹上绕了一圈。
“好，”她说，“我去办。”
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苏晚去了电信营业厅。
营业厅在市中心广场往上走的邮政局边上，和邮政局隔了两个铺面，门口摆着一个充气拱门，鼓风机嗡嗡响着，拱门上印着蓝色的大字——“小灵通·绿色健康·话费省一半”。大厅里人头攒动，多半是年轻人，趴在柜台上，手里捏着选号单，低头看纸上的号码，嘴里念念有词。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资费表，蓝色底，白色字，从上到下密密麻麻的，最上面一行写着“小灵通业务资费标准”。
苏晚排了会队。轮到她的时候，柜台后面的营业员——一个烫着卷发的女人，跟她柜台旁边那个大姐长得很像——头也没抬地问：“办什么？”
“小灵通。”
“机子要什么颜色的？”
营业员从柜台下面摸出几台样机，排在台面上。白色的，银灰色的，浅蓝色的，还有一台粉色的。苏晚的手指从它们上面划过去，最后停在白色那台前面。
“这个。”
她交了钱。营业员把机子从塑料包装里拆出来，包装纸窸窸窣窣地响，塑料膜撕开，露出一台白色的、手掌大小的小灵通。机身是塑料的，正面有一小块屏幕，贴着一层保护膜，按键排列整齐，数字键是灰色的，拨号键和挂断键是绿色的。营业员翻过来，装上一块长方形的电池，咔哒一声扣好，又把后盖推上去。然后递给她一张纸，A4纸对折，上面印着十几行号码，每行前面都写着区号，后面跟着七位数字。
“选一个。”
苏晚把纸摊在柜台上，从上往下看了一遍。号码她看不太懂，没什么特别想选的，就挑了其中一个念出来。
营业员在电脑上敲了几下，光标在屏幕上闪了闪，她抬起头。“这个有人了。再选一个。”
苏晚又挑了一个。
“这个可以。”营业员把号码输进电脑里，手指在回车键上敲了一下，“好了。回去充电，充八个小时。”
苏晚把小灵通握在手里。比想象中轻，塑料外壳有点滑，背面贴着一张白色的标签，印着型号和进网许可证号，字小得几乎看不清。她把屏幕上的保护膜揭掉，露出底下亮晶晶的玻璃面，反射着头顶日光灯的光，白花花的一片。
她把它装进帆布包的侧袋里，拉链拉好，拍了拍。
走出营业厅的时候，她在门口停下来，把小灵通掏出来，翻到电话簿的界面，把林栖的号码输了进去。然后又翻了翻，发现电话簿里只有这一个号码。
她站在台阶上，把小灵通举起来，对着天空看了一眼。八月底的天很高很蓝，小灵通白色的外壳在阳光下有点晃眼。
她笑了一下，把小灵通放回包里。
小灵通改变了苏晚的生活节奏。
办完的第二天，林栖就打电话过来了。铃声响的时候苏晚正在厨房洗碗，手上全是洗洁精泡沫。
“小灵通买好了？”
“嗯，昨天办的。”
“号码多少？我存一下。”
苏晚报了一遍号码。林栖在那边重复了三遍。
挂了家里的电话，苏晚的小灵通就响了。
苏晚接起来，就听到林栖在那边喊，声音又尖又亮，“你的小灵通通了！”
“嗯，是的。”
“对了，你现在在干嘛？”
“洗碗。”
“哦……”林栖的尾音拖了一下，“那我先挂了，你洗完再打给我。”
“好。”
那天晚上苏晚洗完碗，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把小灵通翻到通话记录，找到林栖的号码，拨了过去。
那边响了两声就接了。
“洗完了？”
“洗完了。”
“好快啊你。”
两个人聊了二十多分钟。聊林栖的男朋友——是在当年论坛聊天室认识的，那时候苏晚就觉得林栖喜欢的是那种皮的男生，和她大学时期的班长不是一类人。班长是阳光运动型的，说话做事都规规矩矩，而她这个男朋友是聊天室里认识的，说话带刺，爱开玩笑，林栖偏偏吃这一套。聊苏晚回来之后又回上海那一年多没见的日子，聊各自的生活。
“嗯？李建和王晓婷在一起过？”
“你不知道？”林栖愣了一下，声音往上扬了扬。
“不知道。”苏晚想了想，手指在沙发扶手上画了个圈，“我可能平时没关注这些吧。”
“这样啊！那我就不说了。”林栖那头沉默了一下。
“好。”苏晚说，“我如果想谈恋爱了，再细问你和李建。”
“那我就不一定会说哦。”林栖在那头轻笑了一声，声音低低的，像在喉咙里滚了一下，“谁没事就拿自己的感情史说事呢？”
“嗯嗯嗯。”苏晚就听着，偶尔嗯一声。
“你怎么不说话？”林栖问。
“我在听啊。”
“你就光听。我跟你说这么多，你就没什么想说的？”
苏晚想了想，把腿盘起来，后背陷进沙发里。“那个……你知道自考大专的事情？”“我在听啊。”
“我也不知道。要不我后期问问”
“好。”
“你看，你又说‘好’。”林栖在那边笑了，笑声脆生生的，“你就不会说点别的？比如——‘哇，好厉害’——之类的？”
“哇，好厉害。”苏晚学着说了一句，声音平板板的，说完自己先笑了，笑得弯了腰，额头抵在膝盖上。
“你学得一点都不像。”林栖也笑了，“算了算了，你就是这种人。我习惯了。”
挂了电话之后，苏晚看了一眼通话时长——23分47秒。她把小灵通放在茶几上。
林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苏晚的柜台前。
通常是晚上。林栖跟男朋友约会结束之后——他们约会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在步行街逛逛，在肯德基坐坐，或者看一场电影——然后男朋友骑摩托车送她到百货大楼门口。摩托车突突地停在路边，林栖从后座跳下来，头盔摘了，头发乱成一团，她用手拢两下，冲男朋友挥挥手，摩托车就开走了。
这时候通常是晚上八点多，商场快关门了。顾客不多，一层楼没几个人，苏晚的柜台前更是冷清。林栖就趴在柜台上，下巴搁在玻璃面上，两只手垂在柜台外面，晃来晃去，跟苏晚说话。
“我跟你说，今天我男朋友带我去网吧打一款新游戏。”林栖叹了口气，翻了个身，把脸贴在台面上，玻璃凉凉的，她的脸压出一小块雾。
“很好玩？”苏晚一边擦柜台一边问，手里的抹布从这头推到那头，把灰尘拢到一起。
“好玩。”林栖的手指在玻璃上画圈，画了两圈，停下来。
“你坐了几个小时？”
“嗯，没在意时间。”林栖愣了一下，手指停在半空。
苏晚把抹布叠好，放在柜台下面的挂钩上，抹布对折，再对折，整整齐齐的。
“你天天跟男朋友见面，不腻吗？”她问。
“不腻啊。”林栖理所当然地说，下巴从玻璃上抬起来，留下一圈雾印子，“怎么会腻呢？你要是谈了恋爱你就知道了——你恨不得天天跟他在一起。”
苏晚没说话，目光落在柜台角落的鞋盒上，手指在盒子边缘蹭了蹭。
“你还没谈恋爱？”林栖抬起头看她，下巴搁在手背上，眼睛往上翻。
“你猜。”苏晚侧头看着林栖。
“有？”
“你猜。”
“一定有。”林栖从柜台上撑起来，身子往前探，靠近苏晚，“说说？”
苏晚的手指在鞋盒上停住了，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又抬起来，看着林栖。
“没什么好说的。”她转过头去整理那排单鞋，把鞋尖摆正，两只并拢，退后一步看了看，又往前推了推。
林栖看着苏晚，目光在她脸上停了几秒，没再追问。她自己从柜台上直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胳膊举过头顶，手指交叉往上顶了顶，骨头响了一声。
“走吧，我陪你下班。”
“行。”
苏晚把柜台边顾客试穿后没选中的鞋子拢到一起，堆在臂弯里，走下电梯。仓库在地下一层，穿过超市入口，拐个弯，尽头是一扇铁皮门。她把鞋子按尺码放回架子上，鞋盒塞进去，推到底。回到柜台的时候，广播里开始放结束音乐，萨克斯的，旋律软绵绵的，一层一层往上飘。她把柜台桌面擦了一遍，柜台抽屉锁好。
两个人从员工通道走出去。通道里的灯关了一半，隔一盏亮一盏，光线一段一段的，亮一段暗一段。推开后门，外面的空气涌进来，带着一股炒菜的油烟味和远处垃圾桶的酸腐气。
走出商场后门，拐上主街大路。这条路苏晚每天走，但夏天和冬天晚上走的感觉不一样。夏天的晚上，空气里有一股热乎乎的潮气，贴在皮肤上，黏黏的。冬天的晚上风硬，刮在脸上像刀片子。现在是夏末，风里已经带了一点凉，吹在胳膊上，起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
“你今天累不累？”林栖问，手插在口袋里，步子比苏晚大一些，走几步就要停下来等她。
“还行。站了一天，腿有点酸。”苏晚把帆布包换到另一只肩膀上，包带勒着肩膀，她揉了揉。
“你要不要买双舒服点的鞋？我知道有个地方卖那种软底的平底鞋，上班穿特别舒服。”
“在哪儿？”
“步行街后面那条巷子里，有一家店专门卖这种鞋。我那双就是在那里买的。”林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帆布鞋，鞋带系得松垮垮的。
“好的。”苏晚说，“你什么时候带我去？”
“明天？明天我没事。”
“明天我上晚班，三点才上班。上午可以。”
“那就明天上午。我去找你。”
“好。”
两个人走了一段路，经过一个路口。路口有一盏特别亮的路灯，灯杆上挂着一个圆形的灯罩，光线白花花的，照在地上，把路面照得发白。灯下面有一个烤红薯的推车，铁皮炉子上面搁着几个红薯，用报纸垫着，热气从红薯的裂缝里冒出来，甜丝丝的。推车边上挂着一盏充电灯，黄黄的光照在红薯上，皮皱巴巴的，有的已经烤焦了，黑了一块。卖红薯的大爷裹着一件军大衣，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杯子上印着“劳动最光荣”，字迹已经磨得看不清了。
“你吃不吃？”林栖问。
“不吃了，太晚了。”苏晚看了一眼红薯，又看了一眼大爷，大爷正低头吹搪瓷杯里的热水，热气扑在他脸上，他眯着眼睛。
两个人继续走。走到一个小区门口，铁栅栏门半开着，门卫室里的灯亮着，电视机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断断续续的。林栖停下来，脚后跟抵着路边的台阶。
“我到了。”
“嗯。”
“给，你的生日礼物。”苏晚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礼品袋，淡粉色的，袋口用金色的丝带扎着，打了个蝴蝶结。她把袋子递过去，手指勾着丝带。
“哇。”林栖接过来，两只手捧着，眼睛亮了一下，嘴角往上翘，翘得压不住，“你记得我的生日。”
“嗯，”苏晚笑了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就随手在百货的柜台上听同事的，买最畅销的。”
“谢谢。”林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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