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将《彼得·潘》的图文绘本放在腿上，就那样摊开着，直直地盯着铁钩船长胡克。
他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不愿意去想。
——太累了。
当他接到那个通知他被告的电话时，他正在为巡演的舞台彩排。他已经说不清楚当时的内心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
悲伤？愤怒？委屈？厌恶？
他感到自己在那一瞬间已经死去了，灵魂蒙受上帝的召唤，离开了躯壳。
他真想质问、真想大声且愤怒地呐喊：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可最终，他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坐到一边，蜷缩着身体，看完了没有他的彩排。
哪怕他建造了一座属于自己梦幻岛，哪怕他用尽全部心力，在舞台上、在音乐里，为那些依然相信纯真的人保留了一片不容玷污的净土——他也还是无法逃脱这个世界上那些丑恶的东西的影响：嫉妒、贪婪、恶意、暴力、谣言……
他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
黑暗和痛苦无时不刻不在他耳边呢喃低语。
在这段可怕的日子里，即便拉上窗帘，确保没有任何摄像头可以拍摄到他，他的内心仍然保持着一种消散不去的惊惶。
他努力过了。他想要去忽视那些声音，想要将它们赶出他的内心世界——但他做不到。
每天只要一闭上眼睛，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他就会想起那些声音：
“他是个该死的恋童癖！”
“我一直都很讨厌迈克尔·杰克逊。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会对一个黑鬼情有独钟——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他是一个怪胎、一个败类！”
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声音已经足够锋利，像刀子一样一片一片剜着他的心。但更痛的是——那些本该站在他身边的人，也用同样锋利的刀捅了进来。
他不想回忆，可那些话像烙印一样刻在他的脑子里。
那是他的姐姐，拉托亚，和他流着同样血液的人。
镁光灯下，她站在那些嗜血的媒体面前，面容冷静。她对着全世界说：
“我爱我的弟弟，但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不……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他记得自己看到那段新闻时，整个世界在眼前分崩离析的感觉。
钱德勒的污蔑虽然让他痛苦，但这世界上依然有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们支持着他。
可现在呢？
“我爱我的弟弟，但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我不能让更多孩子受害。”
她向全世界宣判了他的死刑。
他不明白——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是为了钱吗？是她的丈夫在背后操控她吗？还是她真的相信那些鬼话？
没有人能回答他。他只知道，在那些最难熬的深夜，那些来自陌生人的谩骂和来自至亲的背叛会同时在他脑海中响起，交织成一首撕心裂肺的安魂曲。
那些声音从不睡觉。它们在他耳边轮番低语，有时慷慨激昂，有时温柔似水，但每一句都裹挟着同样的毒液——
“没有人会相信你。”
“你最亲近的人都知道你是什么货色。”
“你的姐姐已经证实了一切。”
他曾试图把梦幻岛建成一个乐园，一座庇护所。他只想让孩子们快乐。
他给了他们摩天轮、小火车、电影院，给了他们黑猩猩、羊驼和长颈鹿，给了他们一个永远不会打烊的游乐园。
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些。他以为，只要他给得足够多，那些孩子就永远不会像他一样。
可现在，连这份善意都被撕裂了，被重新定义成某种肮脏的诱饵。
更糟糕的事埃凡德。他的艾娃，他的大男孩。
在得知他被告上法庭后，艾娃第一时间从学校赶了回来，并主动申请为他出庭作证。但也正因如此，法院对两人下达了“禁止接触令”。
艾娃今年15岁，还是未成年人。法律认为，在恋童性质的案件中，儿童证人都会被视作易受影响、易被教唆的群体。
而且，这次的案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关注，法院的管控也因此更加严格。他被严令禁止与埃凡德单独见面，甚至不能有任何的私下通话、书信，也不允许亲近的人的传话。
他对埃凡德近些日子以来的遭遇不得而知，但也能通过见到律师、问起对方近况时的沉默猜个大概：被警察单独约谈、像被审讯的犯人一样质询，反复测谎；甚至还有无孔不入的媒体，他们会用那些谣言去污蔑、激怒任何和案件有关的人……
这个世界到底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不仅让他深深感到痛苦，连他所爱的人也不放过。
这些日子里，除去一开始激烈的痛苦，他只剩下了日渐积累的疲惫与麻木。
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摆出怎样的表情，报纸都有话可写。
他哭泣，他们说他做贼心虚；他沉默，他们说他默认罪行；他愤怒，他们说他终于暴露了真面目。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在显微镜下解剖，每一种情绪都成为呈堂证供。
1984年百事可乐事故留下的烧伤早已痊愈，皮肤上甚至看不出任何痕迹。但此刻，那种灼烧感却仿佛从未离开过——它从他的记忆深处重新燃起，日日夜夜地盘踞在他的头皮上，像一簇被痛苦点燃的幽灵火焰，在他最黑暗的日子里越烧越旺。
每次他闭上眼睛，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了。
每当看到钟表上的时间，他都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一分钟、一小时、一个星期、一个月……有时，时间过得很快，可有时又慢得令人难以接受。
他的体重在急剧下降。镜子里的人越来越像一具裹着皮肤的骨架，像墓地里度过的僵尸，眼窝深陷，颧骨突出。
他有时候会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男人发呆——那个曾经在舞台上旋转、滑步、让全世界尖叫的人去了哪里？
最近这段时间里，他不再照镜子了。
“杰克逊先生？杰克逊先生？你有在听吗？”
律师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他终于回过神来，疲惫地揉了揉鼻翼两侧的皮肤：
“抱歉，我刚才注意力分散了……你能再重复一次吗？”
“当然，”律师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那是一种近乎职业性的平静，像一层精心打磨过的面具，“我刚才在向您陈述我的主张：或许您可以考虑庭外和解，以更快地消除这次官司对您事业的影响。”
“为什么要和他和解？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应该捍卫我的权利。”
“您当然应该得到公义，杰克逊先生。但被告方把这场官司一拖再拖，时间越长，对您个人的名誉和事业就越不利——您应该明白人们的忘性——甚至到了下个月，可能就不会有人关注您是否胜诉了。”
律师的声音平稳、理性，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割在逻辑的肌理上。他继续说下去，每一个词都经过精心的挑选和排列，像法庭上的结案陈词一样滴水不漏。
律师说了很多。
关于诉讼周期，他提到了旷日持久的举证、质证和无休止的程序拉锯，那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更久——足以耗尽一个艺人最宝贵的黄金时期；
关于舆论影响，他分析了每一次开庭都可能带来的新一轮媒体审判，头条标题和那些永远无法被真正澄清的指控；
关于商业损失，他列举了一连串数字——取消的演出、冻结的合同、一个个悄悄撤下的广告牌，每一个字母都代表着一扇正在向他关闭的门。
他静静地听着。
有一瞬间，他想要反驳。
他想说：如果我用钱买来安宁，那些人就会认为我真的有罪。
他想说：如果我选择和解，那些真正相信我的人该有多失望。
他想说：我宁愿在法庭上战死，也不愿意跪着签下那份承认过错的和解协议。
但这些话在他的喉咙里转了一圈，最终又咽了回去。
律师似乎看出了他的挣扎。那双训练有素的眼睛在迈克尔的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他放下了手中那些冰冷的文件。
“杰克逊先生，”律师的声音忽然放低了，不再是那种职业化的平稳，而是带上了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人情味，“我知道您在想什么。我也知道，对您而言，和解意味着什么。但请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您有没有考虑过埃凡德？”
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抖了一下。
“这个案子拖得越久，”律师缓缓说道，每一个字都像经过斟酌，却又带着一种不得不说的沉重，“埃凡德作为证人就会被困在这场风暴里越久。您知道他最近在接受第几次警方问讯了吗？第四次。您知道有多少媒体试图从他嘴里撬出哪怕一个词，然后把它扭曲成他们想要的形状吗？”
迈克尔没有说话。他的手紧紧攥住了腿上的绘本，指节泛白。
“他才十五岁，杰克逊先生。他还要回学校，还要面对同学的目光，还要在走廊里低头走过那些窃窃私语。而这些——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真实地发生在他身上。”
律师停顿了一下。
“而且，恕我直言——现在的禁止接触令只是暂时的。但如果案件正式进入漫长的庭审程序，这道禁令可能会持续一年、两年……您能想象吗？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他甚至无法见到您，无法和您说话，无法得到您的安慰。而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法庭上为您作证，然后继续承受这一切。”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他想起埃凡德——那个陪着他在床上读童话的孩子，那个在黑暗之中开解他的孩子，那个在所有人都质疑他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从学校赶回来、说要为他出庭作证的孩子。
而现在，他连一个拥抱都给不了他。
“我不是在逼迫您，杰克逊先生。”律师的声音变得更加温和，但那份温和底下，藏着一种残忍的清晰，“我只是想让您知道，选择继续打这场官司，您不仅要承受您自己的痛苦——您也要承受他的。我不是说这不值得，我是说，请您在做决定之前，把这一点也放进天平里。”
那些曾经支撑着他的东西——对正义的信仰、对清白的笃定、对这个世界终将辨别真伪的信心——正在被一种更为强大的东西一寸一寸地吞噬。
他想起了《彼得·潘》里的胡克船长。那个被鳄鱼吞掉一只手、从此被时钟的滴答声永远追逐的男人。
胡克船长不怕任何敌人，但他害怕那只肚子里装着时钟的鳄鱼——因为那代表着他永远无法逃脱的时间，代表着他终将面对的命运。
他此刻终于理解了胡克船长的恐惧。
不是在战场上被对手击败的恐惧。而是一种更深的、更本质的恐惧——你跑得再快，飞得再高，时钟的滴答声永远在你身后。总有一天，鳄鱼会追上你。
他看着摊开在腿上的绘本：胡克船长正站在船头，手中握着弯刀，对着虚空咆哮。
“杰克逊先生，我知道这对您来说很艰难，”律师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但那份柔和底下，有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硬，“但作为一个法律从业者，我必须向您呈现所有可能的选项。和解并不意味着认罪，它只是一个商业决策。在法律的眼中，庭外和解不构成对任何指控的承认。它只是一个——句号。”
律师站起身，将最后一份文件轻轻放在桌面上。
“而您需要这个句号，杰克逊先生。不仅是为了您自己，也是为了那个正在等您回家的孩子。”
“艾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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