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米兰空了。
世界杯在地球的另一头踢着，电视里整天都是韩国和日本的球场，看台上一片红色的人海。城里的酒吧到了比赛时间就挤满了人，蓝色的旗子挂得到处都是，每进一个球，整条街都能听见欢呼。
埃利亚没怎么看。他的毕业会考下周三就要开始，这一个多月他几乎没出过门，每天早上去楼下面包店拿一个牛角包，然后坐在窗边的小桌子前，从早上一直看书看到天黑。面包店的老板娘每天早上看见他，都要念叨一句：“小伙子，你的脸白得像面粉。”
到了六月十四日，周五晚上，他合上最后一本复习资料，在台历上数了数日子。还有五天。他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再看下去，脑子就要变成一锅糊掉的意面了。
他想去山里走走。
就两天，周六去，周日回来，周一照常复习，周三上考场。他早就看好了一个地方，在马焦雷湖西边，一片叫瓦尔格兰德的山谷。书上说那里是全意大利最大的一块荒野，几十年前山里还有人住，有村子，有牧场，后来人都走光了，只剩下长满青苔的石头房子和越来越难找的小路。他看着地图上那一大片几乎没有标记的绿色，心里很向往。他想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安安静静地走一走，什么都不想。
周六早上五点，他开着那辆灰蓝色的森林人出了门。走之前，他去面包店拿了两个牛角包，顺口跟老板娘说，他去山里两天，周日晚上回来，周一早上照常来拿面包。
老板娘一边给他装袋子一边说：“山里？你考试不考了？”
“考。”埃利亚说，“周一就回来了。”
瓦尔格兰德比书上写的还要荒。
他把车停在山谷口一个只剩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背着包上了山。第一天的天气很好，路虽然难走，但还看得清，石头上偶尔有褪了色的红白两道油漆标记，指着方向。他走了一整天，穿过一片又一片栗子林，翻过几道山脊，傍晚在一座废弃的石头小屋旁边扎了营。屋顶早就塌了一半，墙缝里长出了蕨草。他坐在门口，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面包和奶酪，看着太阳一点一点落到对面的山后面去，山谷里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第二天早上起了雾。
一开始只是薄薄的一层，缠在山腰上，他没有太在意，收拾好东西就往回走。可是走了不到一个钟头，雾越来越浓。四周白茫茫的一片，看不清远处。
更要命的是，他找不到路标了。
他停下来，拿出地图和指南针，按着来时的方向往回走。可是这片山谷的小路太多了，早年间牧人和烧炭人踩出来的路纵横交错，有的走着走着就断了，有的绕着山转一大圈又回到原地。他在雾里转了两个多钟头，发现自己经过了一棵他记得的、被雷劈成两半的栗子树，一次，两次。
下午，下起了雨。
他在一段很陡的下坡上滑了一跤。脚底下的石头被雨水泡得又湿又滑，他整个人往下一出溜，滚了好几米，最后被一丛灌木拦住了。他躺在那里，喘了半天气，试着站起来，左脚刚一着地，一阵钻心的疼就从脚踝直冲到脑门。
扭伤了。他用手摸了摸，已经肿起来了。
他坐在泥地里，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淌进眼睛里，淌进衣领里。他抬头往上看，只能看见白茫茫的雾，看不见天，也看不见来时的路。
他第一个念头是：周一要去拿面包。
第二个念头是：周三要考试。
第三个念头来得很慢：要是走不出去，会怎么样？
那天晚上他是在一块突出来的岩石底下过的。
他把雨衣铺在身下，把包里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把那条应急用的锡箔毯子裹在身上，蜷成一团。六月的山里，白天暖和，晚上却冷得刺骨，雨一直没停，顺着岩石的边缘滴滴答答地往下落。他的脚踝一跳一跳地疼，疼得他睡不着。
他带的食物不多了，只剩下半块面包、一小块奶酪和一板巧克力。他算了算，省着吃，还能撑两天。
黑暗里，他想，要是死在这里，会有人知道吗？
修女们会知道的。可是要过多久才会知道呢？他已经不住在福利院里了。俱乐部放假了，没有人会想起来要找他。学校里，周三他要是没去考场，老师大概会以为他踢球去了，踢球的孩子总是缺课的。
周一早上七点，面包店的牛角包照常出炉了。
老板娘把那一盘最上面的、烤得最好的两个挑出来，装进纸袋里，放在柜台边上。可是七点过了，七点半过了，八点过了，那个总是绷着一张脸、说话一本正经的小伙子一直没有来。
她站在门口往楼上看了看，窗帘拉着。又往街角看了看，那辆灰蓝色的大车也不在。
到了九点，她解下围裙，去了镇上的宪兵站。
“他说周日晚上就回来的。”她站在值班的宪兵面前，嗓门大得半条街都听得见，“他说周一早上照常来拿面包！那孩子说话一向算数，一个月三十天，他二十九天都是七点整来的！他说回来就一定会回来！”
宪兵查了一圈，下午在瓦尔格兰德山谷口的那个小村子里，找到了那辆灰蓝色的森林人，车门锁着，挡风玻璃上落满了雨后的树叶。
山地救援队当天下午就进了山。可是雾还没散，直升机飞不起来。那片山谷太大了，路太多了，他们找了一下午，一无所获。塔索蒂是傍晚接到电话的。他正在家里看世界杯的录播，听完电话，什么也没说，拿起车钥匙就出了门。
周二早上，雾散了。
埃利亚是被一阵很远很远的嗡嗡声吵醒的。他睁开眼睛，看见岩石外面的天是蓝的，蓝得发亮，阳光照在湿漉漉的树叶上。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直升机。
他几乎是滚出岩石底下的。左脚一着地，疼得他眼前一黑，可是他顾不上了。他把那条锡箔毯子从身上扯下来，拖着一条腿爬到一块空地上，把毯子展开，高高地举过头顶，对着天上那个越来越大的影子拼命地挥。
直升机在他头顶盘旋了一圈，然后慢慢地降低了高度。螺旋桨卷起的风把周围的草和树叶都吹得东倒西歪，吹得他睁不开眼睛。一个穿着橙色制服的人顺着绳子降了下来，落在他身边，一把扶住了他。
“索科洛夫？”那人冲他大喊，声音几乎被螺旋桨的轰鸣吞没了，“埃利亚·索科洛夫？”
他被送到了湖边小城的医院里。
医生说他运气很好：脚踝是严重扭伤，没有骨折；有点失温，有点脱水，没有大碍。再在山里多待一两天，就不好说了。
他躺在病床上，挂着点滴，一抬头，就看见了站在门口的塔索蒂。教练看上去一夜没睡，眼睛里全是血丝，胡子拉碴的，衬衫皱得像一团抹布。他站在门口，盯着病床上的埃利亚，埃利亚以为他要冲进来揍自己一顿。然而塔索蒂只是走进来，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
“我只是扭到了脚。”埃利亚小声说。
塔索蒂瞪着他，嘴唇抖了抖，像是想骂人，最后什么也没骂出来。他抬起手，在他头上胡乱揉了一把，揉得很用力，埃利亚的头发乱成一团。揉完了，那只手在他头上多停留了一会儿，才收回去。
“老板娘在外面。”塔索蒂说，“是她报的警。你得好好谢谢人家。”
那天下午，病房里的电视开着，在放世界杯。意大利对韩国，十六强。埃利亚躺在床上，看着屏幕上那些熟悉的面孔：马尔蒂尼、加图索、因扎吉，看着他们踢了一百多分钟，最后被一个金球送回了家。
马尔蒂尼是周三在回米兰的飞机上看到那条新闻的。
那天的报纸上全是关于比赛的内容。裁判，红牌，被吹掉的进球，那个最后的金球。整整几个版面，铺天盖地，标题一个比一个难听。他一页一页地翻过去，翻得很快，一个字都不想看。这是他最后一次穿蓝色的球衣了，他早就决定好了，没想到会是这样结束的。他觉得胸口堵着一团东西，上不去也下不来。
翻到很后面，地方新闻的那一版，一个巴掌大的小方块里，有一条消息：米兰青年后卫瓦尔格兰德山中失踪两日，获直升机救援。
他盯着那一行字，愣住了。再往下看：十八岁，周六独自进山，遭遇浓雾迷路，滑倒扭伤脚踝，在山中度过两夜。
马尔蒂尼把那张报纸看了好几遍。
然后他转过头，把报纸递给了坐在旁边的加图索。加图索正闷着头生气，接过来扫了一眼，又扫了一眼，猛地坐直了身子，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八度：“这个小兔崽子！”前后几排的人都转过头来看。因扎吉凑过来，抢过报纸看了一眼，脸色也变了：“他一个人进山？还迷路了？两天？”
“他就是这样的。”马尔蒂尼说。
飞机落地以后，加图索在行李转盘边上转来转去，嘴里一直骂骂咧咧的，骂这个孩子没脑子，骂他一个人往山里钻，骂到后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骂什么了。因扎吉在旁边劝了两句，被他一瞪，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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