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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79年出生于安徽凤阳的年羹尧，不仅是康熙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700年）的进士，还是雍正皇帝的宠臣，在官居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的基础上加封太保，授一等公。
可以说，这位取得西北大捷的大清名将既是康熙朝格外受赏识的重臣，三十岁就被破格提拔升任从二品的四川巡抚；到了雍正朝，原本是雍正当皇四子时期亲信随从的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其妹又是雍正皇帝的侧福晋。一时，年羹尧威加海内集西北军政大权于一身外，雍正连朝中文武大臣的任用都与之商量，曾在密折中感言：你是朕的恩人，都不知该如何疼你。
可见，那时的年羹尧得到的恩宠无以复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令人仰望的年大将军。可就在雍正三年（也就是雍正登基称帝的第三年1725年），年羹尧进京述职后不久，即被连降19级，从一等公直接贬到庶民，还被落列92款罪名入狱，转年月初即自尽于狱中，家产全部抄落，其子年富处斩，其余子孙发配云贵烟瘴之地充军。
一度位极人臣的年羹尧就这样不到一年就身败名裂，落个凄惨的家破人亡地步，这是何故？
一、年羮尧的＂狂悖＂
原来与年羹尧的＂狂悖＂密不可分。
年羹尧原本出生于殷实的仕宦家庭，父亲年遐龄曾任过湖广巡抚。天资聪颖的年羹尧又是文武双全的干才，凭军功被抬入旗后，很幸运地成了那时还是皇四子雍正的亲信随从，由此一飞冲天。
只可惜，年羹尧在一帆风顺的加官进爵中迷失了自己，显得嚣张跋扈十分＂狂悖＂。
对下属盛气凌人也就算了，对同级官员也是擅称＂令谕＂，连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郡王额附阿宝等等见他都要跪道迎送，还将御前侍卫当奴才使用。
甚至在雍正皇帝面前经常＂行止失仪＂，还是持＂舅子哥＂的随意态度，对恩诏＂不行宣读晓谕＂，还忘乎所以冒犯圣意代拟什么《陆宣公奏议》。
一次带兵述职时，手下的兵丁操演，雍正皇帝示意他们可以卸盔甲演练，可这些兵竟然只看年羹尧的脸色行事。
雍正皇帝与之商议军情时，年羮尧竟大大咧咧不时将两腿伸向了他……
年羹尧这些狂悖的＂逾礼＂行为，让原本器重他的雍正皇帝情何以堪？饶是他忠心耿耿，但太多的侵犯至多无上的圣威，也会产生不满生出裂痕来。
二、年羹尧的结党营私
更可恶的是，年羹尧在恩宠面前还不自知，在自我陶醉中又陷入了结党营私＂尾大不掉＂的隐患之中。
凡他保举的文武官员，史部、兵部都得优先录用，时称＂年选＂；还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以致他的亲信党羽、门生故旧遍及京都、布满川、陕、甘，渐渐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兼之他又统领西路八旗十万大军，势力之大，已严重威胁到大清朝廷。
这些潜在的影响让锐意进取的雍正皇帝怎能放心？
偏偏就在此时，年羹尧还擅杀了他派去的御史孙嘉诚。雍正派他去的用意一则是有意敲打年羹尧＂狂悖＂行为太过了，注意收敛些；二则要在西北地区推行＂火耗归公＂的新政举措。
哪知？原来与年羹尧不和的孙嘉诚，到了年羹尧那里，就被年羹尧随意找了个由头处死了。这让雍正皇帝太为愤怒，便对年羹尧有了重处惩治之心。
事实上，年羹尧擅杀文臣的做法，确实不地道之极，也为自己凄惨的结局埋下了隐患。毕竟孙嘉诚是御史身份，代表着天下读书人这面旗帜，处死了他，意味着得罪了整个文官集团。后来他失势后，文官集团群起还击，就是明显的例证。
三、年羹尧的贪污腐化
更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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