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种被腌制过的味道，像是发酵的植物根茎混合了烧焦的电子元件，粘稠得近乎胶质，糊在皮肤上，让人分不清那是汗水还是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冷凝排泄物。这里没有真正的黑夜，只有被云层折射了无数次的紫红色低气压光晕，像是一块巨大的、久治不愈的淤青覆盖在穹顶之上。
我看着阿生，他正蜷缩在那个能够自动记忆体型的智能沙发深处，脊背弓起。在这个恒温二十四度的无菌房间里，他像是一只被迫冬眠的冷血动物，正在试图用一种防御性的姿态来抵御某种并不存在的寒冷。光线从窗外的霓虹灯牌透进来，经过防爆玻璃的滤光处理，变成一种病态的惨白，打在他瘦削的肩胛骨上。在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他那层光滑得没有任何毛孔的皮肤只是一件并不合身的紧身衣，只要我找到那个隐秘的拉链，或者用指甲用力划开一道口子，就能剥下这层名为“人类”的伪装，露出底下那层真正属于他的、布满墨绿色鳞片的、湿漉漉的爬行动物躯体。
“帮我把窗户关紧一点。”他低声说，声音像是从很深的水底冒上来的气泡，带着一种频率不稳定的颤抖，“我听见雨声了，像是有无数个死人在敲打玻璃。”
其实窗户已经锁死了，那是某种看不见的力场，将我们与外面那个光怪陆离、精密运转的世界隔绝开来。外面的雨并不是真正的雨，那是城市清洁系统在午夜定点喷洒的化学清洗剂，为了冲刷掉白天在这个完美的赛博格社会里滋生出的、名为“情绪”的灰尘。但我们需要这种潮湿，需要这种被液体包裹的窒息感，来确认我们还没有干涸成一串枯燥的数据。我走过去，手指无意间触碰到他后颈那块微小的植入体接口，那里比周围的皮肤温度低了零点五度，生了一层薄薄的电子锈迹。这是他唯一的破绽，是他作为一个“错误”的证明。在这个基因编辑已经普及、所有人都趋向于审美平均值的时代，保有某种“不完美”是一种原罪，而我们就是那两只混入人类舞会的鳄鱼，披着仿真人皮，时刻担心会被那些有着恒温体温的正常人识破，担心被送进处理厂，被剥皮抽筋，做成一只精美的手袋。
阿生突然坐起来，手里捏着一个不知从哪个废墟层淘来的旧铁皮罐头，上面的标签已经褪色，只能隐约辨认出黄色的水果图案和一串模糊的日期，似乎停留在一个叫做“五月一号”的日子。他盯着那个日期，眼神里透出一种近乎病态的执着，像是那个总是戴着墨镜、在便利店里寻找特定日期的警察，试图在时间的尸体上寻找一点点防腐剂失效的证据。
“你说，是它先过期，还是我们先过期？”他问。
这是一个伪命题。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会真正过期，一切都可以被修复，被替换，被重启。记忆可以上传云端，□□可以纳米重塑，死亡已经被攻克了，我们失去了终结的权利。只有这个罐头，这个来自旧时代的遗物，它里面封存着真正的、会腐烂的时间，那是一种甜腻的、正在转化为酒精的死亡的味道。我们守着它，就像守着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或者一个关于爱情期限的古老诅咒。如果在那个日期到来之前，它没有炸开，如果在那之前没有人爱我，我就把自己扔掉，扔进那个充满垃圾和废弃代码的回收站。
为了逃避这种令人窒息的永恒，我们开始出门，避开那些主干道上川流不息的物流胶囊和面容完美的人群，像两只畏光的蟑螂，钻进这个城市庞大而复杂的地下管网。那里有一条极长的、废弃的过街隧道，头顶的照明灯管坏了大半，剩下几根发出高频的、极其不稳定的蓝光。那种蓝不是天空的蓝，不是海洋的蓝，而是一种只有在显像管故障、或者视网膜神经受损时才会出现的、带有辐射味道的化工蓝。光影在墙壁上拖曳出长长的残像，时间和空间在这里发生了奇异的扭曲。
阿生走在前面，穿着那件大两号的复古夹克，袖口磨损了，随着他的步伐晃动。电子乐的鼓点似乎就在这蓝色的空气里震动，单调，重复，催眠。看着他的背影，我的记忆开始出现断层，视网膜上的像素块开始重组，我仿佛看到几十年前的那个画面重叠在了此刻——那不是阿生，而是一个长发飞扬的女人，手里夹着一支烟，在这条蓝色的甬道里奔跑。她跑得那么轻盈，却又那么绝望，时不时地回过头来，看向镜头，看向我，看向那个一直在身后追逐着她的、虚无的时间。那一刻，我分不清我是谁，我是那个举着摄像机的人？还是那个在两个男人之间来回游荡、试图寻找自我却最终迷失的幽灵？又或是那个在未来的某一天，回过头来审视这段青春的旁白者？
我们被困在这个长镜头里了。无论我们怎么跑，无论换了多少个身份，多少个名字，我们最终都会回到这条蓝色的隧道里，重复着那个回头的动作。看着过去，却无力改变，走向未来，却发现未来只是一片虚无的白光。
“喂。”阿生突然停下来，回过头。
蓝色的光打在他的侧脸上，让他的神情看起来既迷离又冷漠，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那种姿态像极了那个关于千禧年的旧梦。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他吐出一口气，并没有烟雾，只有白色的寒气，“这条路，我们好像走了几辈子，从台北走到巴黎，从1999年走到2049年，却始终没有走出这条隧道。”
我没有回答，因为喉咙里塞满了一种叫做“宿命”的棉絮。
回到那间像水族箱一样的公寓，阿生就把自己关进了浴室，水声响了很久。我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手里拿着那本从违禁品市场买来的书，书页已经发黄变脆，一翻开就会掉下细碎的纸屑。那是一本关于巴黎的书，关于一个住在蒙马特高地、最后在浴缸里用刀片结束自己生命的作家的遗书。我读着那些句子，那些字句像是带血的刀片，一片一片地割开这个完美世界的表皮。
“世界总是没有错的。” 书上这么写着。
是的，世界没有错。外面的全息广告牌正在播放最新的征兵广告，号召年轻人为了维护数据的纯洁而战，街上的行人都佩戴着情绪监测手环，一旦数值异常就会自动注射多巴胺。每个人都健康，每个人都快乐，每个人都正确。错的是我们，是我们太敏感，是我们太脆弱，是我们一定要去追究那些所谓的“真实”，是我们明明可以活在温暖的培养皿里，却偏偏要去向往外面狂风暴雨的荒原。我们不能免除于世界的伤害，于是我们就要长期生着灵魂的病。
浴室的水声停了。过了很久，阿生没有出来。
我推开门，浴室里弥漫着浓重的水汽，镜子上全是雾气，模糊地映出两个影子。阿生躺在浴缸里，水漫过了他的胸口，漂浮着几根脱落的头发。他手里拿着一把修眉刀，刀刃在灯光下闪着寒光。
并没有血。在这个时代，连自杀都变得艰难，痛觉阻断剂和纳米修复虫会阻止任何试图伤害□□的行为。但他还是在割，他一遍又一遍地用刀刃划过自己的手腕，划过那条埋藏着身份芯片的静脉，动作执着而机械。
“我在找我的血，”他没有抬头，眼神空洞地盯着水面，“我想看看，流出来的到底是红色的血，还是蓝色的冷却液。我想确认我这件人皮底下，到底有没有那只鳄鱼。”
我走过去，跪在浴缸边，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冷，湿滑，像是某种刚刚被打捞上来的深海生物。那一刻，我们不需要语言，我们通过这种病态的仪式完成了某种共振。在这个不允许生病的世界里，固执地保持着伤口不愈合，是我们唯一的特权。
那晚之后，阿生开始出现严重的“解离症”。这是一种流行在旧人类中的精神瘟疫，患者会分不清现实与记忆，分不清自己与他人的边界。他开始对着空气说话，对着那个并没有信号的旧式录音机发呆，磁带转动的沙沙声成了这个房间里唯一的呼吸。他说他在给一个叫“佐伊”的人写信，虽然他根本不认识谁叫佐伊，也许那是他臆想出来的另一个自己，一个在平行时空里没有生病的自己。
那天，阿生带我去黑市找那个传说中的老医生。
那个医生能给断掉的腿换上碳纤维，能给瞎掉的眼装上军用级的义眼，甚至能把一颗停止跳动的心脏换成永不疲倦的机械泵。
阿生指着自己的胸口，那个位置没有任何外伤，但他却痛得直不起腰。
“给我装一个吧。”他求那个医生，“给我装一个不会感到愧疚、不会感到恶心、不会因为记得六岁那年为了得到一朵小红花而出卖同桌偷看连环画而半夜惊醒的东西。”
医生停下了手里沾满机油的活计，抬起那双浑浊的电子眼，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
“没有那种东西。”医生冷冷地说，“这里只修零件，不修灵魂。灵魂坏了就是坏了，它没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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