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金城家的房子买在东三环，两百平的大平层，落地窗巨大得像一整个时代的切片。站在窗前，能看见北京城最昂贵的灯火像溃烂的伤口一样铺开，流淌着金色的脓水。
这是他儿子周岁宴的现场。
我站在玄关，手里攥着那个不算太厚的红包。红包的硬度有些硌手，里面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但在这个场合，它轻薄得像一张废纸。负责签到的礼仪小姐接过它，甚至没有捏一下厚度，就熟练地扔进了一旁的红木箱子里。
那一瞬间，我听见了一声极其轻微的闷响。那是我这几年的窘迫撞击在他辉煌人生壁垒上发出的声音。
没人听见。除了我。
屋里的冷气开得很足，混杂着高档香氛、婴儿奶粉和陈年威士忌的味道。这是一种名为“成功”的混合气体，吸进去肺叶都会感到一种阶级性的痉挛。客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男人们穿着剪裁考究的衬衫，袖扣在顶灯下折射出冷硬的光；女人们妆容精致，谈论的话题在学区房、私立医院和普拉提之间游走。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像个不合时宜的标点符号，被强行塞进了一篇辞藻华丽的骈文里。
“知序？你怎么躲这儿了？”
声音从头顶传来。我抬起头，看见了谢金城。
三十岁的谢金城。
他胖了一些。不是那种油腻的肥胖，而是生活优渥、无需奔波后生出的“富贵态”。他的脸颊不再像大学时那样棱角分明，皮肤被保养得很好，那种曾经属于少年的、因为贫穷和野心而滋生出的锐利感，已经被厚重的物质生活打磨得圆润光滑。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衫，怀里抱着他的儿子。那孩子戴着一顶金灿灿的小皇冠，手里抓着一个纯金的长命锁。
“刚才还在找你。”谢金城腾出一只手，在他那仅仅是微凸的肚子上拍了拍，然后习惯性地想来搭我的肩膀。但因为抱着孩子，这个动作显得有些笨拙，最终只是在空中划了一个虚伪的半圆，落回了他自己的腿边。
“恭喜啊，老谢。”我站起来，端起手边的香槟。杯壁上有细密的水珠，沾湿了我的指纹，“孩子抓周抓了什么？”
“抓了支钢笔。”谢金城笑起来，眼角的纹路里堆满了世俗的满足，“估计以后是个坐办公室的命，也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我跟着笑。我想起七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深秋的晚上，我们挤在五环外那个漏风的出租屋里。他裹着一床发霉的棉被，手里夹着一支两块五的中性笔，在泛黄的草稿纸上疯狂地演算着未来的职业规划。那时候他说：“知序，我以后绝不坐办公室混日子，我要去那座金山上插旗。”
现在，他确实插上了旗。他把自己变成了金山的一部分。
“老婆，这是知序，我大学……最好的兄弟。”谢金城转过身，向走过来的女人介绍我。
那是他的妻子。温婉、大方，穿着一身米白色的真丝长裙，像一尊精心雕琢的玉像。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礼貌的疏离和审视——那是女主人对丈夫早年穷朋友的特有态度：既要表现出得体，又要不动声色地划清界限。
“常听金城提起你。”她微笑着，声音像抛光过一样圆润，“说你们以前合租的时候，多亏你照顾他。”
“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点点头，感觉喉咙里像是卡了一根鱼刺，“那时候大家都难。”
“是啊，都过去了。”谢金城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一种成功者回望苦难时的轻佻感，“那时候是真穷，现在想想，也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那三两年里，我们为了省电费在大雪天不开暖气，两个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瑟瑟发抖；我发高烧不敢去医院，他半夜爬起来给我物理降温，急得眼眶通红；我们在深夜的烧烤摊喝着廉价啤酒，对着肮脏的街道大喊大叫，发誓要操翻这个操蛋的世界。
现在，这些都被他归纳进了“挺有意思”这个轻飘飘的词条里，变成了他宏大叙事里一段用来佐证“忆苦思甜”的注脚。
孩子突然哭了起来，打破了这层虚假的温情。
“哎哟，可能是饿了。”妻子心疼地接过孩子，转身往卧室走去。谢金城看着妻儿的背影，眼神变得异常柔和。那种柔和像是一道铁闸，轰然落下，将我和他彻底隔绝在两个世界。
他转过头，重新看向我。那一瞬间，他眼里的柔光还没来得及收回，但我清楚地知道，那不是给我的。
“知序，你也该抓紧了。”他从侍者的托盘里拿起一杯酒，碰了碰我的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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