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人”的钱在周四傍晚到账，数字比老约翰预想的多出三成。现金，装在不起眼的帆布袋里，由马科斯亲手交到老约翰手上，没多说一句话，只是用力拍了拍老约翰的肩。
周日，圣加尔瓦尼慈善之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气。
做礼拜的人比往常多了两倍不止。长椅上挤满了穿着干净衣服的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孩子们努力保持着安静，女人们低头祷告时，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裙摆。空气里除了熟悉的焚香气，还多了廉价肥皂和发油的味道。
艾拉站在祭坛侧边，穿着那身正式的黑色修女服，领巾洁白得耀眼。她主持仪式的姿态标准而沉静，声音清晰地念诵着祷文。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在她黑白相间的头巾边缘镀上一圈浅金的光晕。
但更多的东区人没有进来。
他们聚集在教堂外那片新平整的空地上，或站或蹲，三五成群地低声交谈。有人抽着烟，有人抱着胳膊观望，眼神里有好奇，有戒备，也有小心翼翼的期待。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走进教堂的门槛依然太高——那意味着必须穿戴整齐，必须保持安静，必须面对某种无形的审视。而在外面，他们至少可以放松肩膀，用自己熟悉的姿态等待。
艾拉在仪式结束后换回了便装——浅灰衬衫，深色长裤，头发重新编成麻花辫。她推开教堂大门时，喧闹的人声和食物筹备的声响扑面而来。
老李果然在。那个曾帮她砌烤炉的亚洲男人，此刻正带着几个同样亚裔面孔的年轻人在空地一角鼓捣着什么。那是几个用旧油桶改造的简易烧烤架，切割、打磨、安装铁丝网，动作麻利。他们不怎么说话，只是用短促的家乡话交流，偶尔咧嘴笑笑。
“李先生。”艾拉走过去打招呼。
老李抬起头，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汗，笑容朴实：“艾拉小姐，你看这个行不行？火候均匀，还不费炭。”
艾拉仔细看了看那粗糙却实用的设计，点点头：“很好，辛苦您了。”
“不辛苦，大家高兴。”老李摆摆手，又低头去拧一颗螺丝。
另一侧，一辆不起眼的面包车停在路边。老约翰和两位领班正从车上搬下一箱箱用冰袋镇着的肉类——成扇的肋排、整块的腿肉、成包的鸡翅，甚至还有几条处理好的鱼。甚至还有金贵的新鲜蔬菜，要知道，大部分东区人都只吃过冻货。
码头食堂的帮厨已经支起了临时清洗台，几个妇女围在水桶边，手脚利落地清洗、切割；食堂那位沉默寡言的主厨正站在一旁，用几个大碗调配秘制酱料，辛辣香甜的气味已经开始飘散。
艾拉本想过去帮忙——那边几位经常来教堂帮忙的妇人正在处理土豆、洋葱和成捆的生菜。但她刚迈步，就被一群孩子围住了。
“艾拉姐姐！”一个缺了门牙的小男孩拉住她的衣角，“来看我们画的跳房子！”
“我画得最好！”另一个扎着乱糟糟辫子的小女孩抢着说。
孩子们的眼睛亮晶晶的，带着属于这个日子的兴奋。他们不由分说地拉着艾拉走向空地边缘，那里用粉笔画着歪歪扭扭的格子，几个石子散落一旁。
艾拉蹲下身，认真地看那些线条，听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规则讲解。她温和地笑着，偶尔点点头，伸手摸摸某个孩子的头发。她知道，此刻她的角色就在这里——作为这片空间里一个令人安心的存在，让孩子们感到安全，让大人们能回头看一眼就放心地继续忙碌。
杰森·陶德扛着一袋木炭拐过街角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
乱。
人太多了。孩子奔跑尖叫，追着一个漏气的皮球；男人们聚在一起抽烟，笑声粗哑；女人们一边干活一边高声闲聊，各种口音和俚语混在一起；烧烤架已经开始冒烟，油脂滴落的滋滋声混着食物的香气；不知谁带来了一台老式收音机，正放着节奏强劲的音乐，有人跟着节奏用脚打拍子。
这是他熟悉的、属于东区底层的、充满粗糙生命力的嘈杂。但此刻，这嘈杂里没有紧张，没有恐惧，没有随时准备逃跑或打起来的紧绷感。
有序。
混乱的表象之下，是井井有条的实际分工。烧烤区、清洗区、备料区、儿童活动区划分明确。老约翰像个战场指挥官，背着手四处巡视，偶尔低声指挥两句；肉类按照部位和腌制时间分类摆放；蔬菜清洗后的废水被倒入指定的桶里，没人乱泼；孩子们被艾拉无形地“圈”在了空地中央相对平坦安全的区域，所有大人都能轻易地用余光瞥见他们。
而艾拉，就蹲在那个儿童圈的边缘，被五六个孩子围着。她侧着脸，听一个孩子激动地比划着什么，嘴角带着很淡的笑意。阳光照在她垂下的金色睫毛上，在脸颊投下细小的阴影。她看起来完全沉浸在此刻，放松，甚至有些柔软。
杰森站在原地看了几秒钟，肩上的炭袋似乎没那么沉了。
然后他走向烧烤区，把炭袋卸在老李脚边。“炭。”
老李抬头，认出他，点点头：“放那儿吧，正好引火。”
人群中，有几张面孔杰森很熟悉——是他手下的人。马科斯穿了件格格不入的花衬衫，正笨拙地试图帮一位妇人串肉串；另一个平常负责“处理”麻烦的家伙戴了顶渔夫帽，压得很低，蹲在角落默默削着土豆皮；还有两个装作是来凑热闹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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