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霸王》首映当天的午夜场票房数据,是霞姐的秘书在凌晨两点用传真机发到周星星酒店房间的。传真纸滚出来时带着热度,像刚出炉的判决书:
“香港地区午夜场票房:八十七万五千三百。创本年度喜剧片午夜场纪录。院线排片占比:百分之三十五。观众满意度调查:A级。恭喜。明早十点,记者会。勿迟。”
周星星坐在酒店房间的窗台上,手里捏着那张纸,看着下面中环依旧璀璨的灯火。八十七万午夜场,按照惯例,首周末破五百万,总票房过千万已是板上钉钉。对赌协议赢了,他能分一百万。母亲的医药费,欠款,茶餐厅的扩张,都有了。他应该高兴,应该像霞姐在电话里那样,用亢奋的声音说“我们成了”。
但他高兴不起来。
他脑子里回放的,是今晚在戏院看首映时的画面。银幕上,阿星在街头出丑,掉进下水道,被狗追,被城管捧,夸张的肢体,滑稽的表情,罐头笑声在戏院里此起彼伏。观众在笑,很真诚,很开心。他旁边的阿美(客串富家女)小声说:“星星哥,你演得真好笑,我肚子都笑痛了。”
可周星星笑不出来。他看着银幕上那个狼狈的阿星,觉得陌生。那不是他演出来的阿星,是剧本写好的、导演要求的、观众期待的那个“周星星式喜剧角色”。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和《喜剧之王》里的尹天仇相似,但更浮夸,更肤浅,更……安全。
散场时,有观众认出他,围过来要签名。
“周星星!你演得太好笑了!我看了三遍《喜剧之王》,这次更好笑!”
“星星哥,你要一直拍喜剧啊!我们全家都爱看!”
“下一部什么时候上?我等不及了!”
他签名,微笑,说“谢谢支持”。但心里有个声音在问:如果我一直拍这样的戏,十年后,观众记得的,是一个“很好笑”的周星星,还是一个“会演戏”的周星星?
传真机又响了。第二张纸滚出来,是秘书手写的便条:
“明早记者会重点:1.感谢观众支持。2.分享拍摄趣事。3.宣传下一部《功夫小子》。4.不回应影评人批评。切记。霞姐。”
“影评人批评?”周星星拿起电话,拨给秘书。
“周先生,您还没睡?”秘书声音里有掩不住的疲惫。
“什么批评?”
“呃……今天下午出的几份报纸,影评版有些……不太好的评价。霞姐说不用管,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不是给影评人看的。您明天记者会按稿子说就行。”
“把报纸传真过来。”周星星说。
“周先生,霞姐说……”
“传过来。”
片刻后,传真机再次作响。三四份影评的复印件,来自不同的报纸,用词不同,但核心一致:
“《街头霸王》:周星星的自我重复与商业算计”(《明报》)
“从尹天仇到阿星:一个演员的自我降格”(《星岛日报》)
“搞笑可以,但请别把观众当傻子”(《东方日报》)
“周星星,你还能演除了‘傻小子’之外的角色吗?”(《电影双周刊》)
周星星一份份看完。手在抖,不是愤怒,是某种被说中的恐慌。《明报》的影评最狠,写道:“周星星在《喜剧之王》中展现的那种卑微而动人的真实,在《街头霸王》里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精准计算过的笑点。演员成了提线木偶,电影成了商品。可惜。”
他把传真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然后,他走到浴室,打开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睛里有血丝,下巴有青茬,脸因为连续熬夜有些浮肿。这张脸,在银幕上让人发笑,在镜子里,只让他觉得疲惫。
手机响了。是霞姐。
“看到传真了?”她的声音清醒而冷静,显然也没睡。
“看到了。”
“别在意。影评人懂什么?他们看得懂票房吗?八十七万午夜场,观众用脚投票,这才是硬道理。明天记者会,笑开心点,多说拍摄多辛苦,观众多热情。那些批评,一个字别提。明白吗?”
“霞姐,”周星星低声说,“他们说我在重复自己。”
“那又怎样?”霞姐笑了,“刘德华不重复自己?周润发不重复自己?演员就是要找到自己的‘招牌’,然后重复,强化,让观众一看到你就知道要什么。你这是成功了,不是失败了。别被那些酸溜溜的影评带偏。”
她顿了顿:
“另外,明天记者会后,跟我去见个人。你一直想见的那个。”
周星星的心脏停跳了一拍:“他答应了?”
“答应了。但阿星,记住我们的约定——见了,就放下。然后,好好当你的喜剧之王。这是你最后一次任性。”
电话挂了。周星星握着手机,站在浴室昏黄的灯光下,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神茫然的自己。然后,他笑了。不是开心的笑,是认命的苦笑。
“见了,就放下。”他轻声重复,“可有些事,见了,就放不下了。”
*
第二天早上十点,邵氏影城新闻发布厅。人比上次更多,镁光灯更密集。周星星穿着霞姐指定的“明星休闲装”——浅蓝色衬衫,米色卡其裤,头发用发胶抓出随意的造型。他坐在台上,左边是导演阿Ben,右边是霞姐。面前是几十支话筒,后面是上百个记者。
“周先生!《街头霸王》午夜场票房破纪录,你有什么感想?”
“观众很喜欢,我很开心。谢谢大家支持。”——按稿子说。
“周先生,下一部《功夫小子》已经开机,能透露一下剧情吗?”
“是一个从少林寺还俗的傻和尚,在香港开武馆的故事。有很多打斗,也有很多笑点。希望大家喜欢。”——按稿子说。
“周先生,有影评人批评你在重复自己,你怎么看?”
现场安静了一瞬。提问的是个戴眼镜的年轻记者,看起来刚入行,眼神里有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认真。霞姐在桌下轻轻踢了周星星一下。
周星星看着那个记者,看了几秒,然后笑了: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作为一个演员,我当然希望尝试不同的角色。但演员也要对投资方负责,对观众负责。如果观众喜欢看我演某一种角色,而我也能演好,那我愿意继续演。因为演员的工作,就是让观众开心。至于重复不重复……我觉得,只要观众还在笑,我就没白演。”
很得体,很官方,既没承认,也没否认。霞姐在旁微微点头。年轻记者还想追问,被旁边的老记者拉住了。
记者会按流程进行。周星星回答问题,分享“拍摄趣事”(编的),感谢团队,感谢观众。笑容标准,语气诚恳。一切都很好,好得像一场排练过无数遍的戏。
结束后,周星星在保镖的护送下离开。走到停车场,霞姐的车已经等在那边。他上车,霞姐坐在后座,正在看一份文件。
“刚才回答得不错。”她头也不抬,“那个记者,是《电影双周刊》的新人,不懂规矩。以后他的采访,一律不接。”
“嗯。”周星星看着窗外。
车驶出邵氏,开上半山,停在一栋隐蔽的别墅前。铁门自动打开,车开进去,停在主楼前。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走过来,拉开车门。
“霞姐,周先生,老板在书房等你们。”
别墅很大,很安静,装修是中式古典风格,红木家具,青花瓷,墙上有名家字画。但空气里有种压抑感,像走进了一个精致的笼子。周星星跟着霞姐上楼,走进书房。
书房很大,一整面墙都是书。一个男人坐在宽大的红木书桌后,背对着他们,看着窗外的山景。他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头发花白,但坐姿挺拔。听到脚步声,他转过来。
周星星的心脏猛地一缩。他认得这张脸——邵氏的老臣子,香港电影圈的大佬,邵逸夫的左膀右臂,苏文山。也是当年那部戏的投资人之一。
“苏叔。”霞姐微微鞠躬,语气恭敬。
“阿霞,坐。”苏文山的声音很平和,但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场。他看向周星星,目光像探照灯,上下打量,“这就是周星星?最近很红啊。”
“苏叔过奖。”周星星也微微鞠躬。
“坐吧。”苏文山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周星星坐下,霞姐坐在他旁边。佣人上来茶,退下。书房里只剩下三个人,和墙上那只古董钟的滴答声。
“阿星,”苏文山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阿霞说,你想见我。有事?”
周星星的手在膝盖上收紧。他看着苏文山,看着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突然觉得之前所有的准备,所有的勇气,在这一刻都微不足道。这个人,一句话能让他在香港混不下去,也能一句话让他飞黄腾达。而他,坐在这里,要问一个可能毁掉一切的问题。
“苏叔,”他开口,声音尽量平稳,“我想问您一件事。关于我父亲,周振华。”
苏文山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放下茶杯,看着周星星:
“你父亲啊……是个好武行。身手不错,人也老实。可惜了,走得太早。”
“他是怎么走的?”周星星盯着他。
“意外。”苏文山说,“片场事故,威亚断了,从三楼摔下来。警方有备案,公司也赔了抚恤金。怎么,你母亲没告诉你?”
“告诉我了。”周星星说,“但有人说,那不是意外。”
书房安静下来。霞姐在桌下狠狠掐了周星星一下,但他没动。苏文山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
“有人说?谁说的?阿星,这个圈子,谣言很多。有人见你红了,想借你炒作,想搞事。你别上当。”
“不是谣言。”周星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推过去。是他父亲和几个武行兄弟的合影,背景是邵氏的片场。照片右下角,有个模糊的人影,站在威亚操控台旁边,手里拿着工具。
“这张照片,是一个老武行临终前给我的。”周星星说,“他说,当年我父亲出事前,和这个人吵过架。因为父亲不肯做危险动作,说威亚有问题。这个人说父亲‘胆小,不专业’。第二天,威亚就断了。”
苏文山拿起照片,看了看,又放下。他的表情依然平静:
“所以呢?你想说什么?”
“这个人,”周星星指着那个模糊的人影,“是苏叔您当年的助理,叫阿强。事故后,他就消失了。有人看见他去了台湾,再也没回来。苏叔,您知道他去哪了吗?”
苏文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们:
“阿强啊……当年是跟过我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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