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清晨七点，省儿童医院住院部三楼。
阳光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斜射进来，在米黄色的地砖上投下明亮的光斑。林墨提着保温桶和住院用品袋，跟在周致远身后。乐乐被爸爸抱在怀里，孩子的小脸埋在他肩头，睡眼惺忪。
“3107床。”护士站的值班护士核对信息，“扁桃体切除，明天第一台手术。今天做术前检查。”
病房是三人间，靠窗的床位空着。中间床位是个七八岁的男孩，正在玩平板电脑。靠门的床位是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蜷在妈妈怀里小声抽泣。
周致远把乐乐放在病床上，熟练地铺好带来的小床单，摆上兔子玩偶。乐乐这时完全醒了，好奇地打量着陌生的环境。
“妈妈，我们要在这里住几天？”
“住一晚，明天做完手术，观察几个小时，没问题就可以回家。”林墨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里面是她早上五点起来熬的小米粥。
护士进来做入院登记，量体温、测血压。乐乐很配合，只是量血压时小声说：“有点紧。”
“宝贝真乖。”护士笑着记录数据，“今天就在病房休息，不要乱跑。下午麻醉科医生会来谈话。”
护士离开后，病房里安静下来。中间床位的男孩妈妈走过来，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着素色的毛衣：“你们也是明天手术？”
“嗯，扁桃体。”周致远点头。
“我们是腺样体。”男孩妈妈压低声音，“这已经是第三次住院了，前两次都因为感冒延期。这次好不容易没问题，可不能再拖了。”
她看着乐乐：“孩子小，手术快，恢复也快。就是术后那几天，吃东西会疼，得耐心点。”
“谢谢提醒。”林墨说。
“不客气，都是当妈的。”男孩妈妈回到自己床位，继续给孩子削苹果。
上午九点，医生查房。主治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说话简洁利落：“明天早上八点手术，全麻，微创，预计半小时。今晚十二点后禁食禁水。术后可能会有低烧，喉咙痛，都是正常反应。”
她翻看乐乐的病历：“孩子平时体质怎么样？”
“还好，就是容易感冒。”林墨回答。
“术后一周吃流食，两周半流食，一个月内不要剧烈运动。”医生在病历上记录，“家属今晚可以留一个陪护。病房晚上九点熄灯。”
查房结束。周致远去办住院手续，林墨陪乐乐在病房。孩子坐在床上，抱着兔子玩偶，看着窗外。
“妈妈，我有点害怕。”
“怕什么？”
“怕疼。”乐乐小声说。
林墨握住女儿的手：“手术的时候你会睡着，不疼的。醒了之后会有点疼，但医生会给药。而且爸爸妈妈一直都在。”
“就像打针一样吗？”
“比打针还轻，就像……就像喉咙有点痒痒的感觉。”
乐乐似懂非懂地点头。窗外的阳光很好，几只麻雀在树枝上跳跃。
十点半，周致远办好手续回来，手里拿着住院清单和各种告知书。他坐到床边，拿出笔记本电脑：“我在这儿处理点工作，你……”
“我去趟单位。”林墨说，“下午就回来。”
周致远抬头看她：“不是请假了吗？”
“有个材料要最后确认一下。”林墨拿起包，“很快，两小时就回来。”
“好，路上小心。”
上午十一点，省发改委大楼。
周二的工作日，大楼里人来人往。林墨刷卡进电梯时，遇见了张弛。他今天穿了件新的衬衫，头发也剪短了，整个人精神了不少。
“林姐！”张弛有些惊讶，“你不是请假了吗？”
“来取点东西。”林墨按下六楼按钮，“你怎么样？技术支持小组开始运行了吗？”
“刚开始。”张弛的眼睛亮起来，“秦处长给了我一间小办公室，三个人。我们正在开发那个‘社区项目真实性自查系统’，已经完成需求调研了。”
电梯到了三楼，张弛要下去。临出门前，他转过身：“林姐，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可能还在角落里修电脑。”
电梯门合上。林墨看着镜面墙壁里的自己——三十五岁，眼角的细纹，疲惫但坚定的眼神。
综合一处办公室里，刘大姐正在泡茶。看见林墨，她愣了一下：“小林？你不是……”
“来拿点东西。”林墨走到自己工位前。
桌上很干净。那天撕碎的资料已经被她重新整理好，装进了文件盒。但今天她要找的不是那些。她打开最下面的抽屉，取出一个黑色的硬皮活页笔记本。
这是她的工作笔记，从进发改委开始就用的。每年她会装订一本存档，现在已经存了9本，存档笔记的第一页，是十年前的日期，那时她还是个刚入职的新人，字迹工整而稚嫩：“今日学习《党政机关公文处理条例》……”
一页页翻过去，记录着十年的成长：第一次独立起草文件的紧张，第一次参加重要会议的激动，第一次被领导批评的委屈，第一次获得认可的喜悦……直到半年前，记录突然变得密集而沉重：“今日调至综合一处。窗外的风景，和心情一样灰暗。”
然后就是幸福家园的点点滴滴。第一次社区会议的记录，赵先生的设计草图复印件，王秀英的捐款收据，孩子们画的游乐场……每一样都贴着标签，写着日期和简短的备注。
翻到最近几页，是空白。但从今天开始，她要写点不一样的东西。
林墨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标题栏闪烁的光标等待着输入。她想了很久，敲下一行字：
《关于优化基层治理项目评估机制的若干思考——基于幸福家园实践的反思》
不是项目报告，不是经验总结，是一份反思。一份超越个人得失、直面系统问题的反思。
她开始写。没有模板，没有套路，只是把半年来亲历的、看到的、思考的一切，诚实地记录下来。
第一部分：“数据真实性与评估导向的悖论”。
她写道：“当前基层治理项目的评估体系，过度依赖量化指标——满意度百分比、参与率、投资回报率等。这些指标本应是反映工作成效的工具，但在实践中往往异化为‘目标本身’。为了达成漂亮的数据，基层可能出现选择性统计、口径修饰、甚至数据造假。赵小曼事件不是个案，而是系统压力下的必然产物。”
她调出张弛之前分析的数据对比图，附在文档里。那些被修饰过的数字，那些被巧妙规避的投诉记录，那些夸大其词的“零事故”“零投诉”……
第二部分：“短期政绩与长期效果的失衡”。
“基层治理项目通常有明确的考核周期——半年、一年、最长三年。这种短周期考核，容易催生‘盆景工程’‘亮点工程’。项目在考核期内光鲜亮丽，考核期一过迅速衰败。评估体系缺乏对项目可持续性的长期跟踪机制，导致大量资源投入变成‘一次性消费’。”
她想起秦处长的锅炉房。二十三年前被拆除的社区记忆，二十三年后老人们自己搭建的凉亭。什么才是真正的“成效”？是当年那个没能建成的活动中心，还是二十三年后依然在生长的社区韧性？
第三部分：“技术赋能与人的主体性的矛盾”。
“智慧社区、数字治理成为热点，各种技术平台、管理系统被大力推广。但技术只是工具，不是目的。如果技术应用反而削弱了居民的参与感和主体性，如果数据收集侵犯了个人隐私，如果智慧管理变成了‘技术官僚主义’，那么这样的‘赋能’可能适得其反。”
她调出幸福家园那张简单的网页截图——张弛开发的社区安全评估工具。界面朴素，功能简单，但每个居民都能用。这才是技术应该有的样子——为人服务，而不是把人变成数据源。
第四部分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如何建立更科学的评估体系”。
她没有给出标准答案，而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评估基层治理项目的标准，是否可以从‘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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