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打来电话时，我正抱着昭在狭小的客厅里踱步。她有点发烧，小脸通红，趴在我肩头发出难受的哼唧声。电话铃响了三声，我才腾出一只手去接。
“伏黑同学，关于入学的事……”电话那头是学生支援课的老师，声音温和但带着公事公办的疏离，“我们了解到您家庭的情况，如果您需要延迟入学一年处理相关事宜，学校可以为您保留学籍。”
昭在我怀里扭动了一下，我轻轻拍着她的背，眼睛望向窗外。葬礼是昨天办的，来的人不多。几个远房亲戚，父母生前的同事，邻居山田太太。他们用那种混合着同情和好奇的眼神看我，看我怀里这个一岁半就失去父母的孩子。
“我明白了。”我说，“请帮我办理延迟入学手续，谢谢。”
挂断电话，客厅又恢复了寂静。只有昭微弱的呼吸声，和我自己心跳的声音。
延迟一年，这意味着我有三百六十五天的时间，去学会怎么当一个家长，怎么养活两个人，怎么在这个突然变得空旷而危险的世界上站稳脚跟。
葬礼结束后，亲戚们陆续离开。最后走的是山田太太，她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邻里凑的一点心意。“有什么困难就来说一声，”她犹豫了一下，“虽然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大忙……”
我知道她的意思。帮忙照看几个小时孩子或许可以，但这种长期的沉重的责任，没有人会轻易揽上身。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他们。
送走所有人，我开始收拾屋子。
父母的卧室还保持着那晚之前的样子。母亲的梳妆台上，口红盖子还开着，像是她只是临时离开一会儿。父亲的床头柜上，读到一半的文库本摊开着，书页间夹着一片干枯的枫叶，那是去年秋天我们全家去公园时，昭咿咿呀呀指着地上的叶子，拿到手心满意足的笑着。父亲后来把叶子捡了回去，当做书签。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才敢走进去。
收拾的过程对于我来说很难受。
每一件衣服，每一本书，每一张照片，都在提醒我失去的是什么。我把母亲的和服一件件叠好，把父亲的领带卷起来，把一家四口的合影从相框里取出来，小心地夹进笔记本。这些以后要给昭看，等她长大了，我要告诉她，我们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收拾到父亲的书桌时，我在最底层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上锁的铁盒。很旧了，边角有些锈迹。我试了试父母常用的几个密码。生日、纪念日、电话号码都不对。
最后是昭的生日。
锁开了。
盒子里没有我以为的贵重物品，只有一叠文件。我拿出来翻看，手指在触到那些文件的瞬间僵住了。
保险单。
厚厚一摞，时间跨度超过十年。最早的一份是我八岁时办的，受益人写着我的名字。然后是十二岁、十五岁，每一份的保额都在增加。最新的一份是三个月前办的，受益人一栏，工整地写着“伏黑昭”。
金额大得让我呼吸一滞。
大到足够支付我大学四年的学费生活费，不需要助学贷款，不需要打三份工。大到昭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费、甚至一部分大学费用都涵盖在内。数字后面的零多到需要我数两遍。
就好像……他们早就知道。
这个念头像冰水一样浇下来，从头顶凉到脚底。
不是普通的意外险，是那种需要高额保费，审查严格的人寿保险。父母都是普通的公司职员，为什么要办这么多，保额这么高的保险？为什么受益人从我开始，后来又加上了昭？
我继续翻看，在保险单的最下面，摸到了一个硬物。
一把钥匙。
老式的黄铜钥匙，柄上刻着模糊的纹样。那是伏黑家祖屋的家纹。我认得这把钥匙，小时候在祖父那里见过。后来祖屋空置，父母带着我搬来大板，离开时父亲说过，那地方“不干净”，再也不想回去。
“总有一天要卖掉。”他当时是这么说的，语气里的厌恶和恐惧那么真切，以至于六岁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可是这把钥匙，为什么在这里？
为什么藏在保险单下面，像是某种……预备好的后手？
昭在客厅哭了起来，哭声把我从混乱的思绪里拽出来。我放下钥匙和文件，快步走出去抱起她。她的额头还是很烫，我量了体温，体温升高了，到了三十八度二，得去医院。
去医院的路上，昭趴在我怀里小声啜泣。我一边拍着她的背，一边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东京的灯火在远处连成一片，那是我们即将要去的，陌生的城市。那里没有父母的朋友，没有熟悉的邻居，只有我和昭，以及口袋里这把来历不明的钥匙。
医生给昭开了退烧药，说只是普通的幼儿急疹，休息几天就好。我松了口气，抱着昏昏欲睡的她坐在候诊区的长椅上。深夜的医院很安静，只有护士偶尔走过的脚步声。
保险单上的数字在我脑子里盘旋。
那些钱能解决很多问题。租房、学费、昭的奶粉和尿布、请人白天照看她……所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现实问题，突然都有了解决的路径。
但代价是父母的命。
这个念头让我胃里一阵翻搅。不，不是代价，是结果。他们死了，所以保险生效了。可如果他们没死呢？如果这只是普通的、未雨绸缪的保险规划呢？
但我忘不了父亲离开祖屋时那个眼神。忘不了母亲偶尔提起“老家”时，欲言又止的表情。忘不了那些保险单上，保额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的趋势，就像是在为某种必然发生的灾难做准备。
昭在我怀里睡着了，呼吸渐渐平稳。我低头看着她的小脸，发烧的红晕退了一些，睫毛上还挂着泪珠。
“哥哥会保护你的。”我轻声说，不知道是在对她说，还是对自己说。
无论那栋祖屋里有什么，无论父母隐瞒了什么，无论这把钥匙意味着什么。
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昭需要我清醒，冷静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卖掉现在的房子，用保险金在东京租个公寓，找一份时间灵活的兼职，一边照顾昭一边准备明年的入学。这是最合理的计划。
可是那把钥匙……
我摸了摸口袋，黄铜的冰凉触感透过布料传来。
祖屋在长野县的深山里，离东京很远。那地方空置了十几年，现在恐怕已经破败不堪。回去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勾起不好的回忆。
但我还是把钥匙放进了钱包的夹层。
就当是个纪念吧，我对自己说。纪念父母，纪念那个我再也不回去的“老家”。
深夜，我把昭哄睡后，回到客厅继续收拾。保险单需要联系保险公司办理手续，房屋中介明天会来看房，搬家公司的预约要提前一周……
我在笔记本上一条条写下待办事项，字迹工整，条理清晰。像个真正的大人该做的那样。
窗外的天空开始泛白时，我停下笔，走到窗边。晨光熹微中，这个我住了几年的街区正在慢慢苏醒。送报的少年骑着自行车掠过，便利店亮起灯，早班电车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普通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只是我的每一天，从此都不会再普通了。
我转身看向客厅角落里收拾好的纸箱，最上面的那个箱子里，放着父母的遗像和那把祖屋的钥匙。它们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两个等待被解答的谜题。
而我知道，在带着昭踏入东京的新生活之前，有些谜题，我可能不得不去暂时放弃它们一下。
·
昭学会说“哥哥”的那天，我正趴在餐桌上打瞌睡。
我本来只是想闭眼休憩一下，但我实在是太累了太困了，直接睡昏了过去。那种睡昏是身体被掏空后，意识直接断线的深度昏迷。
前一天晚上妹妹她闹肚子，我抱着她在客厅踱步到凌晨三点，她终于睡着后，我还要洗堆成小山的奶瓶、消毒玩具，准备第二天的辅食。做完这些时，窗外的天空已经泛起鱼肚白。
我给自己冲了杯速溶咖啡，打算趁她睡醒前把兼职的翻译稿校对完。稿子摊开在桌上，笔还握在手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是被哭声吵醒的。
哭声并不尖锐，是那种有点委屈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像小猫在叫。我猛地抬起头，脖子因为长时间保持别扭的姿势而发出咔哒一声。视线模糊了几秒才聚焦。
昭正站在婴儿床里，小手抓着栏杆，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为了方便，我把买了一个可以推着走的婴儿车，这样子我随时随地能看着妹妹睡觉，观察她的情况。
“对不起对不起，”我踉跄着站起来，膝盖撞到桌角也顾不上疼，“哥哥来了。”
把她抱起来时，她的小手立刻抓住我的衣领，把湿漉漉的脸埋进我颈窝。我拍着她的背，检查尿布，是干的；摸摸额头，是温度正常。离上一顿奶才过去两个小时，应该不是饿了。
“怎么了？做噩梦了？”我轻声问，抱着她在狭小的公寓里慢慢走动。
一岁半的昭还不会说完整的句子，但她已经能用表情和动作表达很多意思。此刻她只是紧紧搂着我的脖子，偶尔发出抽噎的声音。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上午十点的阳光洒进来，照亮房间里飞舞的灰尘。
“你看，天亮了。”我说，“没事了。”
她在阳光里眨了眨眼，睫毛上还挂着泪珠。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小嘴动了动。
“哥……哥。”
声音很轻，含糊不清，像气泡从水里浮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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