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8日，上午九时，上海公共租界，《字林西报》报社大楼后巷
垃圾和旧报纸的气味混杂着油墨的刺鼻味道。顾沉舟换了一身还算体面的灰色夹克，戴着一顶压低的鸭舌帽，伪装成送稿的通讯员，再次来到了这里。他选择的接触对象，并非主编或知名记者，而是排字车间一个名叫老陈的工头。此人早年受过顾沉舟一位故友的恩惠，为人正直且沉默寡言，更重要的是，他负责夜班，有机会接触尚未付印的稿件清样，也认识一些跑社会新闻、胆子大、有正义感的外国年轻记者。
顾沉舟没有进入报社，而是在后巷一个约定好的、堆满废弃铅字盘的角落等待。几分钟后，一个穿着沾满油污工作围裙、手指染着墨迹的中年男人闪了出来，正是老陈。
“顾先生？”老陈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您怎么又来了？上次您让递的话，我已经想办法透给跑卫生线的汤姆森了，但那英国佬好像被上司警告了，这几天都没怎么提闸北的事。”
“有新情况，更紧急，更严重。”顾沉舟开门见山，将一个用油纸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小包塞给老陈，“这里面是一些东西的残片，来自昨晚法租界那起爆炸的现场。还有我写的一份情况说明，用的是匿名，但内容足以让任何有良知和职业敏感的记者发狂。”
老陈接过小包，感觉沉甸甸的，带着不祥的寒意。“法租界爆炸？今早听说了，说是煤气管道老化……您是说……”
“不是煤气。”顾沉舟打断他，声音低沉却斩钉截铁，“是灭口，是掩盖。掩盖一种比炸弹更可怕的东西——一种来自日军实验室、已经发生泄漏和变异的生化毒剂。闸北现在的‘怪病’，源头就是它。爆炸是为了销毁证据，但毒素可能已经渗入地下，污染水源和土壤。”
老陈的手抖了一下，脸色发白：“顾先生，这……这话可不敢乱说！要杀头的！”
“所以需要记者，需要洋人的报纸把它捅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顾沉舟按住老陈的肩膀，目光如炬，“老陈，我不是让你去送死。你只需要找个最稳妥的时机，把这个包裹，匿名塞进跑突发新闻的、最好是美国或瑞士记者办公室的门缝里，或者扔进他们的信箱。不要经任何中国职员的手。能做到吗？”
老陈看着顾沉舟眼中那不容置疑的决绝和深藏的焦虑，又掂了掂手中那包仿佛烫手山芋的东西，想起多年前的恩情，一咬牙：“……行！我找机会！但不能保证一定能成，也不能保证他们敢登。”
“尽力就好。另外，”顾沉舟补充，“留意最近报社里，有没有人特别关心闸北疫情、或者对日军‘防疫’行动提出质疑的记者，无论中外。如果有，把这份简短的名单记下来，按老方法交给我的人。”他又递给老陈一张折叠的小纸条，上面是几个可能需要重点关注的记者名字。
老陈点头，迅速将东西藏进油腻的工作围裙内袋。“顾先生，您自己千万小心。最近租界里日本人眼线多了很多，便衣巡捕也神神秘秘的。”
“我知道。多谢。”顾沉舟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快步消失在巷子拐角。
第一颗“舆论炸弹”已经埋下，何时引爆，威力如何，只能听天由命。顾沉舟知道这远远不够，他需要更直接、更专业的干预。
上午十一时，法租界边缘，一家由瑞士侨民经营的小型私人诊所
这家诊所表面上只接待外籍人士和少数高端华裔客户，以保密性和医疗水平著称。顾沉舟通过与重庆方面有间接联系的某位华侨商人得知，诊所的拥有者，汉斯·穆勒医生，不仅仅是位出色的内科医生，更在战前曾服务于国际红十字会，参与过对西班牙内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调查，对生化危害有深刻认知，且为人正直，不畏强权。
顾沉舟这次的身份是一位“忧心忡忡的华商”，通过中间人提前预约了“关于家族遗传病和近期环境影响的咨询”。他再次更换了装束，穿着质地考究的西装，提着公文包，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忧虑。
诊所内部安静整洁，弥漫着消毒水和淡淡药香。穆勒医生是个五十岁上下、头发花白、眼神锐利的瑞士人。他检查了顾沉舟病历和所谓的“环境监测报告”，眉头渐渐皱起。其实，这些都是顾沉舟伪造的，但数据刻意指向闸北区域水质和空气的异常。
“顾先生，您提供的这些数据……非常不寻常，尤其是重金属和未知有机化合物的异常指标。虽然采样点和分析方法可能存在疑问，但多个指标同时异常，确实值得高度警惕。”穆勒医生用带有德语口音的英语说道，他拿起报告，指着其中一项，“特别是这种类似……蛋白质变性产物和某种微生物代谢毒素复合物的迹象，在民用环境监测中几乎不可能出现，除非……”
他停下话头，目光深沉地看向顾沉舟：“顾先生，您真的只是担心家族健康吗？还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关于闸北，关于那些病人？”
顾沉舟知道面对这样的人，拐弯抹角反而适得其反。他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穆勒医生，我敬佩您的专业和良知。实不相瞒，这些数据，来自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他们对闸北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极度恐惧。那里流行的不是普通的传染病，而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已经失控的毒剂。昨晚法租界的爆炸，也与此有关，是为了掩盖。”
穆勒医生的脸色变得异常严肃，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拉上了百叶窗。“顾先生，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需要确凿的证据。”
“证据有，但不多，而且正在被毁灭。”顾沉舟从公文包内层取出那张关键纸片的照片和那片扭曲金属薄片的拓印图，推到穆勒医生面前。“这是一个现场幸存者拼死带出的碎片信息，上面提到了‘样本’、‘交叉污染’、‘泄漏’、‘净化预案’，以及一个可能代表极度危险样本的编号‘N7’。还有这个符号……”
他指了指拓印图上那个模糊的“∞”符号和“№”标志。
穆勒医生戴上眼镜，仔细审视着这些模糊却触目惊心的证据。良久，他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脸上露出混合着震惊、愤怒和深深忧虑的表情。
“这些……如果是真的，那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违反了一切人道主义和国际公约。”他声音低沉，“但仅凭这些，我无法采取任何公开行动。我需要更具体的、可验证的证据。比如，来自疫区病人的血样、组织样本，或者污染区的土壤、水源样本，进行独立的、权威的实验室分析。这需要专业的采样队伍和设备，以及……绝对安全的通道。”
“这正是我来找您的原因，穆勒医生。”顾沉舟直视着他，“您是国际红十字会的前成员，在租界医疗界有信誉。您是否能以‘研究新型传染病’或‘国际医疗援助评估’的名义，组织一次小范围的、秘密的实地调查和采样？人员可以由您信任的、有防护经验的人组成。安全通道和内部的接应……我来想办法。”
穆勒医生沉默了很久。窗外传来法租界街道上隐约的电车声和鸣笛声，衬托得房间内更加寂静。
“这是极其危险的行为，顾先生。一旦被发现，不仅我们会有生命危险，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外交事件。”穆勒医生缓缓说道，“但是……作为一名医生，我不能对可能存在的、大规模的人道灾难视而不见。我会联系我在瑞士和美国的几位可靠同行，他们有的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有的在国际流行病学组织。我们需要一个周密的计划，以及……绝对可靠的资金来源和撤退方案。”
“资金和撤退方案，我来负责。”顾沉舟立刻承诺，“您只需要告诉我，您需要什么样的协助，以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准备。”
“至少需要三天来联络和准备必要的便携式检测设备、防护装备，并拟定一个看似合理的研究计划作为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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