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有许多青年为了理想回到家乡。
马百里也从大城市回来了。不过他回来的原因不太一样——他得了神经病。
准确地说，是医生说的。医生说他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伴随幻听”，建议住院治疗。马百里当时坐在诊室里，看着对面那个头发稀疏的中年男人一脸严肃地在本子上写字，心想：你才妄想，你全家都妄想。
但他没说出来。因为他刚在网上查过——所有神经病都不信自己有病。如果他反驳，正好证明他有病。
所以他配合地点点头：“好的医生，我吃药，我治疗。”
医生很满意，给他开了半个月的药，叮嘱他定期复诊。
马百里走出医院，站在门口把处方单看了三遍，然后折好放进兜里，打车回了出租屋。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了很久。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百里，百里，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是一只鸟。准确地说，是窗外梧桐树上的一只麻雀。马百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听懂动物说话的——可能是半年前，也可能是更早。一开始他以为是幻听，后来发现不是，因为他能根据鸟叫判断出它们在聊什么。比如现在这只麻雀，正在跟另一只麻雀讨论天气预报。
但问题是，正常人不能听懂麻雀说话。所以这只能是病。
马百里想了一个下午，做了一个决定：回家。
他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妈，我想回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咋了？城里混不下去了？”
“不是，就是想家了。”他说，“我现在觉悟特别高，我读书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不再贫困。”
“说人话。”
“我想回来创业。”
“创什么业？”
马百里还没想好：“……特色产业。”
他妈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你是不是欠钱了？”
“没有。”
“欠了多少？”
“真没有！”
“行吧，回来再说。”他妈挂了电话。
马百里放下手机，看着窗外那只还在聊天的麻雀。麻雀突然转过头，隔着玻璃看了他一眼。
“你能听见我说话？”麻雀问。
马百里没回答。
“这人有点意思。”麻雀对同伴说。
马百里起身，拉上了窗帘。
三天后，他坐上了回家的绿皮火车。药带了一包，一片都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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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百里家的村子叫石月亮村，在怒江州福贡县，因为村后山上有个天然形成的石洞，远远看去像一轮悬在半空的月亮。傈僳族人说，那是祖先用弓弩射出来的——当年洪水泛滥，英雄一箭射穿山峰，救了百姓。
马百里小时候听这个故事听得耳朵起茧。他那时候觉得祖先真厉害，现在想想，用箭射穿一座山？不如直接说那是外星人炸的。
但他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个想法。说了就是神经病。
到家那天是傍晚，夕阳把石月亮照成金色。他妈站在院门口，看见他下车，第一句话是：“瘦了。”
马百里放下行李，准备拥抱她，他妈已经转身进屋了：“饭在锅里，自己盛。”
他爸坐在堂屋里看电视，见了他，点点头：“回来了？”
“嗯。”
“城里不好混？”
“还行。”
“那你回来干啥？”
马百里深吸一口气，把酝酿了一路的台词背出来：“爸，我想明白了，我读书不是为了——”
“行了行了，”他爸摆摆手，“吃饭。”
第一关，失败。
晚饭后，他妈开始盘问。马百里把“回乡创业”的说法又端出来，这次背得更完整，连“乡村振兴”“青年返乡”“新农人”这些词都用上了。
他妈听完，盯着他看了十秒钟。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没有。”
“没欠钱？”
“没有。”
“没搞大人家姑娘肚子？”
“妈！”
“那你回来干啥？”他妈说，“咱们村出去的大学生，十个有九个不回来，剩下那个是考不上公务员被迫回来的。你考上了吗？”
马百里沉默了。他确实考了，没考上。
“那就是了。”他妈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考不上就考不上，说什么创业。创什么业？养鸡还是养猪？”
“……可能是养牛。”马百里随口一说。
他妈眼睛亮了：“养牛可以。你二舅家去年养了五头，今年翻了三番。”
马百里有点懵。
“行，明天我带你去找你二舅，问问行情。”他妈打了个哈欠，起身回屋，“早点睡。”
马百里坐在堂屋里，听着他妈脚步走远，忽然有一种荒诞的感觉——他用“精神病”的借口回家，结果家里人不关心他有没有病，只关心他考没考上、创不创业。
窗外有只猫叫了一声。
“这人脑子有问题。”猫说。
“你看出来了？”另一只猫问。
“他走路姿势不对。”
马百里起身关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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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他妈真带他去找二舅了。
二舅家在隔壁村，养了十几头牛，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马百里跟着他妈走了四十分钟山路，一路上他妈不停念叨：“你二舅这人厉害，前年还上了县里的光荣榜，你要跟他多学学。”
马百里嗯嗯啊啊地应付着，脑子里却在想另一件事——那江花。
那江花是他发小，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考大学。不同的是，那江花考上了公务员，回来当了三道沟村的驻村书记。三道沟村是他们镇最偏远落后的一个村子，直接到村的公路都没有，得翻两座山。
马百里昨晚刷朋友圈，看见那江花发了一条动态：她站在一片玉米地里，晒得黢黑，笑得一脸灿烂，配文是“扎根基层的第300天，累并快乐着”。
评论区一片点赞。马百里也点了，然后默默翻了个白眼。
他和那江花是两种人。她是那种真正高尚的人——从小就想当官，想为人民服务，想改变家乡。马百里小时候问她：“你想当什么官？”她说：“村支书。”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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