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楚永始元年的建康城，像一块浸满油脂的朽木，秦淮河畔的画舫笙歌与街头饿殍的呻吟交织，织就一幅荒诞而凄厉的乱世图景。桓玄篡晋改楚后，将昔日晋宫粉饰一新，易名“楚宫”，随即大兴土木——他嫌旧宫规制狭小，不足以彰显帝王气派，下令征调三万民夫，昼夜不休修建“瑶光殿”，殿柱皆用江南楠木，雕梁画栋裹以金箔，地砖皆采自蜀地汉白玉，温润如玉却冰冷刺骨。民夫们被铁链锁着驱赶，饿了啃一口掺沙的糙米，渴了喝一口浑浊的河水，累倒在工地上的人，便被监工拖到河边，像丢弃垃圾般推入秦淮河，尸体顺着水流漂向下游，河面上漂浮的发辫与浮肿的脸庞，成了建康城外最触目惊心的景致。

楚宫内的桓玄，早已不复当年“龙凤之姿”的传闻。他每日沉溺于酒肉美色，案上永远摆着炙乳猪、醉蟹、玉浆酒，一餐耗费抵得上寻常百姓数年口粮，体重暴增到需四名太监合力搀扶方能行走，腰间玉带换了三次，每次都要工匠加粗加长。某次朝会，他坐在新造的龙床上听政，刚说了半句“朕欲征蜀地奇珍”，便听得“咔嚓”一声脆响，龙床横梁应声断裂，他肥硕的身躯摔在地上，锦袍散开，露出满身油腻的肥肉。百官惊慌失措，唯有大臣殷仲文急中生智，跪地高呼：“陛下圣德深厚，天命所归，连金石之器都不能承载龙体之重！”桓玄非但不恼，反倒捋着赘肉大笑，当即赏殷仲文黄金百两，此后愈发肆无忌惮，竟将朝会改成宴饮，让宫女裸舞助兴，丝竹之声彻夜不绝，与宫外百姓的哀嚎形成刺目的对比。

苛捐杂税如潮水般涌向民间，桓玄为填补修建宫殿与宴饮的耗费，下令“凡编户民户，岁缴丝帛三倍，流民纳粮五成”，甚至连流民藏在破庙里的半袋糙米、身上仅存的旧棉袄，都被税吏搜刮一空。建康城内，饿殍遍地，百姓们易子而食，路边的槐树都被剥光了树皮，而楚宫之中，桓玄正与亲信赌酒，以黄金为注，输者便将整坛美酒泼在地上，笑道：“此物如流水，朕取之不尽。”

暴政之下，妖异流言如野火般蔓延。城南朱雀航外，每到子夜便有“妖鸟夜啼”，那鸟形似乌鸦，羽毛漆黑如墨，啼声凄厉如鬼哭，彻夜不绝，百姓传言“此鸟乃秦淮河中饿死民夫的冤魂所化，每啼一声，便有一位楚臣丧命，预示楚祚将亡”；城西的“甘井”突然变红，井水浑浊如血，水面浮着细碎的泡沫，饮水者皆腹痛如绞，三日不愈，被解读为“桓玄逆天篡位，天怒人怨，血泉示警”；最让人心惶惶的是，东林寺建康分寺的一尊三尺释迦牟尼佛像，竟在一夜之间双眼紧闭，睫毛上凝着露珠似的水珠，仿佛在垂泪。寺僧私下议论：“慧远大师曾言‘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今佛不睁眼，盖因楚主施暴，佛不佑楚，乱世未已。”这些流言背后，既有百姓对暴政的愤懑，也有反对桓玄的势力推波助澜，更暗含佛教对桓玄的无声抗议——此前桓玄为拉拢佛教，曾下诏“豁免天下僧尼赋役，允许东林寺在各州郡建分寺”，佛教借势扩张，短短一年便新增分寺十余座，信徒激增数万，可桓玄的暴政早已违背佛教“护生爱民”的根本。

彼时东晋佛道并存，却各有诉求：道教自孙恩起义后，虽遭打压，却仍以“五斗米道”为根基，主打“均贫富、灵胎转世”，贴近流民诉求，成为民间反抗的精神旗帜；而佛教以慧远创立的净土宗为核心，主张“念佛三昧”“三世报”（现报、生报、后报），强调“形尽神不灭”，既为士族提供精神慰藉，也向流民许诺“往生净土”的希望。因此早年，面对桓玄的招揽，慧远也动了妄念——借桓玄的权势提高佛教的地位，甚至获得“沙门不敬王者”的特权。可当桓玄的暴政危及民生时，慧远便为了自己的贪妄后悔不已。面对各种流言，他便听之任之。

桓玄得知流言后，非但没有反思己过，反而认定是“妖邪作祟”，他想起昔日拉拢的慧远大师，认为唯有这位“佛界领袖”设坛驱邪，才能平息异象、稳固民心。他当即派使者带着黄金千两、绸缎百匹前往东林寺，言辞强硬：“若大师不肯入京，朕便下令关闭天下东林寺分寺，将僧尼尽数贬为编户，缴纳重税。”慧远大师深知桓玄此举不过是自欺欺人，却架不住威逼。更重要的是，他虽不满桓玄暴政，却仍希望借桓玄的势力继续传播“念佛往生”的教义，让更多人脱离苦海。这种矛盾让他彻夜难眠，最终决定带着三名弟子前往建康。

驱邪仪式设在楚宫前的广场上，耗费惊人。桓玄下令全城百姓停工三日，无论老幼病残，皆需前往法坛跪拜，若有违抗，便以“不敬神明”论处，鞭笞五十。法坛高逾三丈，以檀香木搭建，上铺锦缎，供奉着从东林寺运来的佛骨舍利，四周摆满了沉香、龙涎香等名贵香料，燃烧时浓烟滚滚，香气弥漫整个建康城。桓玄又征集了大量丝绸、铜器、珠宝用于祭祀，仅香火钱就耗尽了府库三个月的赋税。仪式当天，慧远身着赤色僧袍，手持念珠，在法坛上盘膝而坐，口中诵念《法句经》。

桓玄不悦，派人质问：“大师为何不诵驱邪之法，反念寻常经文？”慧远睁开双眼，目光澄澈如泉，朗声道：“陛下，世间无妖邪，唯有善恶。所谓异象，皆因民心积怨，怨气所化。《法句经》有云‘恶生怨，怨生祸’，陛下若能停征赋税，释放民夫，善待流民，怨气自消，异象自灭，何需驱邪？”他顿了顿，又道：“贫僧所讲‘三世报’，现报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陛下今日之行，便是他日之果。”

这番话让桓玄脸色铁青，却碍于慧远的声望不敢发作——他需要佛教为自己正名，不能当众翻脸。仪式草草结束后，桓玄虽表面赏赐慧远，却暗中下令监视东林寺僧众。而那些所谓的“妖异”，并未因仪式而消失，反而因百姓被折腾得苦不堪言，流言愈发猖獗。朱雀航外的妖鸟啼声更甚，甘井的血水三日未清，佛像依旧紧闭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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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七日，京口城外的北风卷着沙尘，北府军营地竖起了一面猩红的讨逆大旗，猎猎作响。刘裕身着玄甲，手持长剑，振臂高呼讨逆檄文，声震四野——不满桓玄苛政的北府军旧部、走投无路的流民纷纷响应，短短数日便聚起数千之众，义军声势一日盛过一日。

刘彦昌依旧是那身洗得发白的粗布短打，混在义军之中，既不上前冲锋，也不参与谋划，只默默守在临时帐房里，专职记录军情、核对粮草、传递消息。他伏案时腰背微弓，神色专注却不显张扬，笔尖在麻纸上疾走，将前线战报、粮草损耗、流民参军人数一一整理成册，页边依旧习惯性标注着细碎的补充：“城西坞堡可借宿”“某渡口取水便利”，皆是务实到极致的细节。沉香被他托付给营中一位流民妇人照看，小家伙倒是安分，只是每日傍晚见到刘彦昌，便会扑过来抱住他的腿，咿咿呀呀喊着要木剑，刘彦昌总会放下笔，温柔地摸他的头，从怀里掏出块粗粮饼子哄他。

建康城里，桓玄得知京口失守的消息，又惊又怒，当即派遣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率军反扑。这支桓玄军人数倍于义军，装备精良，甲胄鲜明，一路浩浩荡荡杀向京口，沿途士族纷纷献粮献物，只当他们必胜无疑。可桓玄军做梦也没想到，会栽在京口周边星罗棋布的流民坞堡上——这些坞堡依山傍水而建，高墙深壕，皆是流民为自保所筑，彼此互通声气，早已形成一张无形的防御网。

桓玄军刚踏入京口地界，便屡屡遭袭：白日里粮道被坞堡流民悄悄截断，运粮兵卒被打得措手不及；黑夜中营寨突然燃起大火，流民们借着地形熟悉，袭扰一阵便遁入山林，让桓玄军疲于奔命，士气日渐低落。吴甫之在帐中焦躁踱步，拍着案几怒斥：“这些乡野流民，竟如此难缠！若能摸清坞堡分布，定能直扑京口，将这群逆贼一网打尽！”可麾下将士多是荆州、建康调来的外来兵，谁也不熟悉当地地形，只能望着满帐地图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京口义军的临时帐房里，一盏油灯忽明忽暗，刘彦昌正伏案绘制地图。他指尖摩挲着粗糙的麻纸边缘，脑海中浮现出南渡时的路径——当年他一路乞讨，正是沿着这些坞堡艰难前行，哪些坞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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