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海涛的母亲正在擦桌子，看到儿子这副态度，不禁数落起来：“海涛，不是妈说你，这事儿你确实做得不对。妈说不出大道理来，可妈是知道的，你铲了人家的棉苗，就是你的不对，不能怪人家阿根。你想啊，人家一家老小的，也就靠着这三十亩棉花得来的钱过日子，你铲了人家的棉苗，人家能不心痛吗？做错了事就得给人家认错，就得给人家赔礼道歉，怎么还能跟人家吵架呢！听说还想动手打人家呢！”
钟海涛的父亲正在卷着莫合烟。这是农场人自己种植的一种烟叶，用二指宽，两寸多长的烟纸捏上一小撮烟粒卷起来，用口水封住，点燃后便可以抽了。他把莫合烟纸封好点燃后猛地抽了一口，重重地咳嗽两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又猛吸一口后，把剩下的半截往身边的方桌上重重地一放，莫合烟立即松散开了：“铲了人家的棉苗，你还有理了？周武群都跟我说了，要不是兰兰去求情，我看你小子恐怕连工作都没了。你以为有一份机务工作容易啊？好多年轻后生想上机车走后门都上不了呢。场里就那几台机车，你不好好干，别的后生在排队等着哩！还有，你开轮式机车，要比开链式机车强多了。开链式机车整天灰头灰脸的，不是开荒，就是半夜里起来去犁地，你应该知道个好歹才是。你妈是家属，全靠我一个人的工资把你们养活大，你妹妹还在上学，容易么？……”
钟海涛的父亲钟代明是一九五六年进疆的老职工，母亲没有工作。按照农场人的说法，职工的爱人没参加工作的都叫家属。钟海涛的母亲自然就在家属之列了。钟代明没多少文化，人很本分，从来没奢望子女们能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奢望今后能谋个一官半职，他自己就以做好本职工作为天职。所以，他要求子女们能像自己一样好好干好自己的一份事情就行了。如今年龄已经渐渐大了，仍然承包一份定额为30亩的棉花地，让老伴做个帮手，整天在地里忙碌着。农场职工一到冬闲季节，也不会休息，整天要参加场里组织的学习，这叫做冬季全员培训。这是塔里木各农场多年养成的习惯了。中青年职工们还要参加军事训练，一般来说，长期坚持理论和生产知识的学习，职工们都具备了一定素质。钟代明虽然没什么文化，也讲不出一通大道理，但是非曲直他是分得很清的。
钟海涛的心情本来就很烦躁，听到一向不太爱说话的父亲这会儿也在絮絮叨叨地在数落着自己，一气之下跨出了家门。
方锐看见钟海涛跨出家门，也连忙跟上去。
钟海涛和方锐漫不经心地走着，迎面遇上了曾经担任过五一农场工会主席，现已经离休在家的原五一农场副场长汪树清老人。
原五一农场副场长汪树清离休后，仍然和老伴陈淑芬住在三分场。他对钟海涛和方锐这一代年轻人是寄予很大希望的。这位一九三九年参军，曾经在九旅七一八团任过职的老军人，看到钟海涛、方锐等人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成功地举办了几场文艺晚会，很是钦佩。他曾经担任过五一农场工会主席，知道要举办一场文艺晚会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但钟海涛和方锐等一帮年轻人在没任何经验没任何人指导的情况下就成功举办了，这是农场许多青年人不容易办到的。当他听说钟海涛在中耕时铲了棉苗并和邹阿根吵起来，还差点动了手，主管过五一农场机务工作的他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也准备到钟海涛家里去看看，正巧看到钟海涛气呼呼地走出家门，后面紧跟着方锐，便连忙叫住他：“海涛，你们要到哪去？”
钟海涛十分尊重汪树清老人。他从小就喜欢和方锐、刘兰兰、张欣、王海龙等人听他讲述九旅参加保卫延安、攻打瓦子街等战役的故事，听他讲述参加南泥湾大生产的故事，听他讲述跟随王震将军挺进新疆开发戈壁荒滩建设新农场的故事……如果说他和方锐没有遗传基因却都喜欢文学的话，汪树清老人的故事就伴着他们成长，给他带来了创作灵感，称得上是他们的文学启蒙老师了。
“老汪叔，我们没什么事，想到外面转转去！”
见老人跟了上来，钟海涛放慢了脚步，漫不经心地回答。
“那你们就到我家去坐坐吧！”
钟海涛没有推辞，领着方锐一起来到他家里。
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住房，从外表上看，和三分场职工住房没什么区别，只是比普通职工住房面积稍大一些。院子里有一块小菜地，是靠自来水浇种的，地里的小青菜长得水灵灵的。汪树清的老伴陈淑芬正在菜地里拔草，看见钟海涛、方锐来了，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看见老伴在不停地忙乎着，汪树清连忙打招呼：“淑芬，快到屋子里去休息一会儿吧！”
钟海涛和方锐随汪树清老人走进房子里，在桌子旁边的一条凳子上坐下来。汪树清看到钟海涛胸前露出印有红色“奖”字的白色背心，笑了笑说：“海涛，我也有一件奖品，这些年来一直没舍得拿出来，今天拿出来给你们俩看看。”说完转身从里屋子里拿出一个小木箱子放在桌子上，然后轻轻地打开，再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层黄色的布面，一面红旗呈现在他们眼前。汪树清老人双手轻轻地扶摸着已经褪了颜色的红旗，深情地说：“海涛，
我们刚到五一农场的时候，也开展劳动竞赛，那时的劳动竞赛如果获胜了，连一条毛巾、一块香皂的奖品都没有，就是奖给一面大红旗。”老人边说边无限深情地抚摸着那面已经退了色大红旗，动情地说：“海涛，为了能得到这面大红旗，我和我的伙伴们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接着，汪树清老人向钟海涛和方锐讲述了一九五六年他带领全班青年修渠时夺取这面奖旗的故事：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们刚进场的时候，就投入到修建五一农场总干渠的大会战。因为如果不及时修建大渠，不仅开垦出来的荒地没法种植，就连人畜饮水都非常困难。当时的五一农场抽调出一千多名青壮年组成十个青年突击队，我那个时担任第十突击队队长。五一农场党委为了完成艰巨的修渠施工任务，开展了队与队、段与段之间的劳动竞赛。竞赛的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要工效高，二是要质量好，三是要安全无事故，四是要提前完成任务。那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冬天在托木尔峰山脚下的野外进行作业，寒冷的西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难受。我和我的战友们吃住都在戈壁滩上。有时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在工地边啃上几口冰冷的窝窝头，接着又继续干。在这样的艰苦生活条件和恶劣的气候环境下，干部职工们的干劲丝毫没有减弱。那时我带领第十队的突击队员们为了夺取这面大奖旗，就把大家召集起来召开‘诸葛会’，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怎样才能提高修渠工效。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涨。有的主张把工段分到每个人，有的主张延长劳动时问，也有的主张把队员们分成两班，一个班干白班，一个班干夜班。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后，最后拿出的办法是：把精干的突击队们组织起来晚上搬运鹅卵石到施工现场，白天专门施工。这一招果然灵，工效一下子提高了许多。那时候我比较年轻，不仅负责白天施工，晚上还带领突击队员们挑石头。有月光的晚上要好一些，没有月光的晚上就难办了，来回四五公里的路程，还要挑上五六十公斤重的石头，没有亮光是不行的，我就挑选出一些强壮的年轻人，晚上提着马灯干。当时的第五突击队看到我们的工效提高得很快，也学着我们干。他们突击队里有个叫钱运华的年轻人，别看他个头不算高，力气也很有限，可他挑的石头总比别人要重，跑的趟数也比别人要多。那天晚上，由于夜黑，他的扁担压断了，一块大石头从筐子里掉下来，砸在他的腿上，鲜血直流，他就悄悄地坐在离路边比较远的一块石头上包扎一下。天气太冷了，谁知他一坐下来，就再也没能站起来。等到我们发现他时，他面前的一大摊血已经凝固成血冰块了。我们修渠的全体突击队员们含泪将他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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