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触须有时会探向更幽深的起点，比如丰溪幼儿园。那或许是我最早关于“筛选”的直观教案——并非通过试卷，而是经由一种孩童式、近乎动物本能的残酷。

那时有个叫王创的男孩，总爱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请客”。他口中的“闷得儿蜜”听起来像某种甜腻的零食，实则是迅雷不及掩耳的一记打头。后来我们知道，这行为的源头是另一个更精于算计的孩子，朱冬冬，在幕后指使。

我记得周柔，那群女孩里最瘦小的一个。但她骨子里有种男孩般的硬气，被打的瞬间，她不哭，甚至没有愣神，而是像被点燃的炮仗，反手就打了回去，眼神里是未被驯服的野火。

与之相对的是吴佩妮、赵佳妍、周霓娜，她们被打哭了，泪水是那个年纪最直接、也最无用的武器。

而苏末晞，她的反应最为奇特，甚至在当时就显得格格不入。她被王创打了头，愣了两秒，不是疼痛或委屈，更像是在进行某种复杂的内部运算。然后，她抬起头，非常认真地对王创说：“谢谢你，我不饿。”

许多年后，当我们成了能交换心底秘密的朋友，我问起她这件事。她的解释让我这个ENTP都感到一种混合着荒谬与悲凉的震撼。她说，她当时真的以为“闷得儿蜜”是某种食物，她之所以会凑上去问，是因为好奇，甚至带点“馋”。“如果不是我自己选择去相信一个陌生人，如果我不是自己主动去问，又怎么会被打呢？”她平静地分析，“改变别人太难了，所以只能改变自己看待事情的方式。怪我自己的选择。”

这套近乎“受害者有罪论”的早期哲学，竟成了她在那套筛选机制下的生存策略。

后来，如同被预设好的程序，那些因“闷得儿蜜”而哭泣的女孩，大多在家族那个庞大的、无形的“组织”评估体系里，被贴上了“没出息”、“不够坚韧”的标签，人生路径早早被规划，安排着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融入那架平稳运行的机器。

而反击者周柔，带着她那未被磨平的棱角，出国，再归来，成了DJ、模特、艺人，在另一个光怪陆离的名利场里浮沉，成为了某些人眼中“aka的走狗”——一种依附于新权力结构的、更张扬的生存方式。

唯有苏末晞，那个说了“谢谢你，我不饿”的奇怪女孩，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她没有像哭泣者那样被规训，也没有像反击者那样彻底走向对立面。她以一种近乎偏执的“内观”和“自我负责”为核心，长成了一个“做自己”的酷女孩。她的酷，不在于外在的反叛姿态，而在于她始终牢牢掌握着自己行为的解释权，哪怕那解释在旁人看来如此不合常理。她没有被任何一套外部叙事定义，无论是家族的，还是后来我们身处的那个复杂圈子的。

从幼儿园那场关于“闷得儿蜜”的测试开始，命运的筛孔就已经在工作了。哭泣者、反击者、以及苏末晞这样的“重构意义者”——我们各自带着最初的烙印，跌跌撞撞地，汇入了后来那条，更宽阔也更浑浊的河流。

…

我们这群人常去的据点之一，是“巴子咖啡”。它的CEO陈明远，在我们这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圈子里，是一个略显特殊的存在。美籍华裔的身份让他自带一层滤镜，举止间有种融合了西式随意与东方疏离的独特气质。他不太主动融入，但也不刻意排斥，更像一个饶有兴味的观察者。

关于他如何成为巴子咖啡掌舵人的故事，带着九十年代特有的、混合着天真与远见的传奇色彩。那是在一次偶然的、弥漫着咖啡因和深夜倦意的闲聊中，他亲口所述。

“我家的父亲母亲，”陈明远用他那种略带口音、措辞讲究的中文慢条斯理地说，“那时候，在一个如今早已消失的小网站上，偶然浏览到了巴子咖啡——那时它还只是上海或者北京某个街角的一家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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