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薇薇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地下室跑出来的。

只记得楼梯很陡，灯光很暗，脚下一步一绊。皮箱忘了拿，相机忘了拿，母亲的戒指也忘了拿——她什么都没拿，只带走了自己。

帅府的大门在身后关上的那一刻，夜风迎面扑来，带着黄浦江的腥味和法国梧桐的苦涩。

她站在台阶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嘴唇还疼着。破了皮，有一股铁锈味。

她抬手擦了一下，手背上沾了一抹淡淡的红。

不能回去。不能回那个房间，不能再见沈毅行那个疯子。

她拢了拢被扯乱的衣领，沿着马路快步往前。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只想离那扇黑漆大门越远越好。

走了大约一刻钟，她才意识到自己穿着拖鞋。

月白色的软底绣花拖鞋，踩在青石板路上，又薄又凉，石子硌得脚心生疼。

她停下来，站在一盏路灯下面。

申城的夜风很凉，吹得她单薄的旗袍贴在身上，冷意从布料渗进皮肤，从皮肤渗进骨头。

去哪里？

回霞飞路。回照相馆。那是她唯一能去的地方。

她拦了一辆黄包车，说了地址。

车夫看了她一眼——半夜独自站在路边，头发散乱，嘴唇上有伤。

但车夫什么都没问，拉起车就跑。

车轮碾过空荡荡的街道，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在夜风里沙沙作响，像无数只手在黑暗里摇晃。

许薇薇蜷在车座上，双臂环抱着自己，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车到霞飞路的时候，许薇薇愣住了。

整条街变了样。

不是封城时的冷清——封城时至少还能看见哨兵、路障、铁丝网后面偶尔走过的行人。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街道两旁的店铺，全部钉上了木板。从街头到街尾，一间接一间，横的竖的木板把橱窗和门脸封得严严实实，像一排排棺材。

她跑向照相馆。

门还在。但门上钉了六块木板，交叉着，用拳头粗的铁钉砸进去，钉得死死的。

橱窗也封了。她挂在橱窗里的那几张照片——雨中的外白渡桥、弄堂口的馄饨老头、爱丁堡的灰色石街——全被木板挡在后面，看不见了。

门口贴着两张纸。

一张是法租界工部局的封门通知，大意是疫情严重，为减少人员流动，霞飞路所有商铺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下面盖着工部局的红戳。

另一张是申城警备司令部的补充规定，比工部局的更详细、也更冷酷——“疫情防控期间，霞飞路全线封闭。原住商户如需进入店内取回个人物品，须向警备司令部防疫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经审核批准后，在指定时间由工作人员陪同进入。擅自破封者，以妨碍公务论处。”

许薇薇把那张纸看了三遍。

书面申请。审核批准。指定时间。工作人员陪同。

许薇薇靠在门板上，木板硌着她的后背，冰凉粗糙。

她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良民证不在身边。

现在口袋里只有一块手帕和两张皱巴巴的纸币。

五天前，陈铭来帅府送防疫宣传手册的样稿，顺便带了一沓表格。

“许小姐，防疫登记，少帅让所有人都填一下。上面要求的，疫情严重，全市人口都要登记。”

她没多想，把良民证给了陈铭，陈铭说填完就送回来。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证件还在陈铭手里。

许薇薇站在封了门的照相馆门口，夜风从街口灌进来，吹得她浑身发冷。

口袋里那几张零钱，不够在申城任何一家体面的旅馆住上一晚。

没有证件，连最差的旅店都住不了。

天快亮了。

路灯一盏一盏地熄灭，远处的天边泛起一抹鱼肚白。

许薇薇沿着霞飞路走了很久，走到街尾，拐了个弯，在一家通宵营业的小面馆里坐下来。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围裙上全是油渍，正在灶台后面打瞌睡。

“老板，一碗阳春面。”

面端上来，热气模糊了她的脸。

她拿起筷子，挑了几根面条，又放下了。

吃不下。

嘴唇上的伤口碰到热汤，疼得她哆嗦了一下。

老板靠在灶台边上，看了她一眼：“姑娘，天都还没亮，你从哪儿来？你是在百乐门跳舞的吗？看你这样，不太像啊……”

被老板误会是夜场舞女，许薇薇没有着急解释。

她低下头，看着碗里慢慢涨开的面条。

“我不是从那里来……老板，跟你打听个事，这附近有没有那种……不用良民证就可以住的旅馆？”

老板看了她一眼，目光从她嘴唇上的伤移到她散乱的头发上，又移到她身上那件虽然皱了但料子极好的旗袍上。

“有。出门左拐，走两条街，有个‘平安客栈’。一晚上五毛钱，不需要证件。但那地方……姑娘，你住那儿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

老板犹豫了一下：“住的都是些……跑江湖的，逃难的。一个姑娘家，不安全。”

不安全。

这世道，哪儿还有安全的地方？

吃完面，许薇薇按老板指的路找到了那家客栈。

说是客栈，其实就是一栋老旧的筒子楼，门口挂着一块歪歪扭扭的招牌，木门上的红漆剥落了大半，门框上贴着褪色的春联，还剩半张在风里飘。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干瘦的老头儿，戴着老花镜，正在昏黄的灯光下打算盘。

“住店？”

“住。一晚上多少钱？”

“六毛。先交钱。”

许薇薇掏出几张纸币，数了数，刚好够三天的房钱。

“先住三天。”

老头儿接过钱，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扔在柜台上。

“二楼，走廊最里头那间。厕所在楼下，热水早上七点到九点，晚上六点到八点。过了点儿没有。”

“不要良民证吗？”

老头儿抬头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瞬。

“有良民证的，房费是五毛。没有就是六毛。你有良民证？”

许薇薇摇摇头，拿了钥匙上楼。

走廊很窄，只够一个人走。灯坏了一半，隔一盏亮一盏，把地面照得明一块暗一块。墙上的白灰起了皮，有的地方露出下面灰黑色的砖。

她找到最里头那间，用钥匙开了门。

房间很小。一张木板床，铺着薄薄的褥子，床单不知道多久没洗了，泛着灰黄色。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个缺了口的茶缸。

窗户临街，玻璃碎了一角，用报纸糊着，风从缝隙里灌进来，报纸呼啦呼啦地响。

许薇薇关上门，靠在门板上，慢慢滑坐到地上。

她抱着膝盖，把脸埋进臂弯里。

不能哭。

不能哭。

她不能哭。

可眼泪还是掉了下来。

许薇薇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

只记得后来躺在那张硬邦邦的床上，和衣蜷着，薄被不敢盖——上面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

窗外的天从漆黑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灰白，有人在外面的巷子里咳嗽，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肺咳出来。

她迷迷糊糊地合了一会儿眼。

突然被一阵砸门声惊醒。

“开门！查房！”

许薇薇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心脏砰砰直跳。门外的声音粗暴蛮横，不像客栈的人。

“开门！治安所的！查证件！”

她跳下床，光着脚踩在冰凉的地上。

门还在砸。不是敲，是砸，拳头擂在薄木板上，整扇门都在抖。

“再不开门我们踹了！”

许薇薇深吸一口气，走过去，拔开门闩。

门外站着三个穿黑色制服的治安警。打头的是个矮胖的中年男人，满脸横肉，嘴里叼着根牙签，眼睛在她身上上下打量。

“良民证。”

“我……证件不在身上。前两天被人拿去登记了，还没还回来。我姓许，是霞飞路‘时光留影’照相馆的老板。你们可以去查——”

“没良民证？”矮胖男人把牙签从嘴里拿出来，往走廊里啐了一口，“没证件你住这儿？从哪儿来的？来申城干什么？”

“我不是从外地来的。我一直在申城住，因为疫情被封在外面了，进不去照相馆——”

“疫情？”另一个年轻的治安警插嘴，“你这嘴上的伤怎么回事？”

许薇薇下意识地抬手挡了一下嘴唇。

年轻警察冷笑了一声：“该不会是暗娼吧？没证件的，半夜在小旅馆住的，十有八九是暗娼。”

“我不是！”许薇薇的声音猛地拔高了，“我是正经开照相馆的。你们可以查。我有营业执照，地址在霞飞路——”

“行了行了。”矮胖男人摆摆手，“有什么话回所里说。带走。”

“你们不能这样！我没有犯法——”

“没有良民证就是犯法。”矮胖男人横了她一眼，“市政府的防疫令，所有在申城居住的人必须随身携带良民证，随时接受检查。你没有，就是违法。带走带走。”

一个警察伸手来拽她的胳膊。

许薇薇躲了一下。

“我自己走。不用拉。”

她穿好鞋，跟着那三个人走出客栈。

天已经亮了。

客栈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囚车，车门敞开着，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还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

看见许薇薇被带出来，那个女人往旁边挪了挪，给她让出一个位置。

“姑娘，你也没良民证？”女人低声问。

许薇薇点了点头。

女人叹了口气：“这世道，有良民证的也得被抓。我男人在纱厂做工，干了三年，什么证都有。前天在路上走，被巡捕拦下来，说他是流民，抓走了。我带着孩子来找他，自己也被抓了。”

“那你住哪儿？”

“哪儿都住过。桥洞、车站、公园的长椅……”女人低下头，声音越来越小，“孩子跟着我受苦。”

许薇薇看了一眼她怀里那个孩子。三四岁的男孩，瘦得脸颊凹陷，闭着眼睛，呼吸很轻，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病了。

车子开动了，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

许薇薇靠在车厢的铁皮上，看着窗外的街景一帧一帧地向后退去。那些熟悉的街巷、店铺、梧桐树，在晨光里蒙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

申城还是那个申城。

可她已经不认识它了。

治安所在华界的一条偏街上，一栋灰扑扑的两层小楼，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申城警备司令部治安管理处第三分所”。

许薇薇被带进去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排了一长溜人。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直接坐在地上。空气里弥漫着汗味、霉味和消毒水的刺鼻气味。

她被安排坐在走廊尽头的长椅上。

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男人，二十出头，穿着一件破旧的军绿色棉袄，脚上的胶鞋裂了口，露出黑漆漆的脚趾头。

他看了许薇薇一眼，低声说：“你也被抓了？”

许薇薇没回答。

“我是因为没带良民证。”年轻男人继续说，“我良民证上有照片，只是忘带了。他们非说我是流民。”

许薇薇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绣花拖鞋。

鞋面沾了灰，缎面的光泽已经被磨没了，白色的鞋底踩成了灰色。

她穿着这双鞋从帅府跑出来，跑了整整一夜。

她现在这副样子，确实像一个流民。

等了将近两个钟头，终于轮到她。

审讯室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盏台灯，灯罩歪着，光打在桌面上，照出一块椭圆形的光圈。

一个穿军装的中年男人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登记簿。他抬头看了许薇薇一眼，面无表情。

“姓名。”

“许薇薇。”

“年龄。”

“二十四。”

“籍贯。”

“苏州。”

“做什么的？”

“开照相馆。在霞飞路，‘时光留影’。”

军官在登记簿上写了几笔，又抬头看她。

“良民证呢？”

“被人拿走登记了，没还回来。”

“被谁拿走了？”

许薇薇张了张嘴。

她不想说陈铭的名字。说了，就绕不开沈毅行。

“一个朋友。他拿去帮我办防疫登记，一直没送回来。”

“什么朋友？叫什么名字？住哪儿？”

许薇薇沉默了。

军官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

“许小姐，你说你在霞飞路开照相馆，可霞飞路已经封了。你说友拿走了你的证件，可你连朋友的名字都不肯说。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不是流民？”

“我不是流民。我有照相馆的营业证，有在申城缴税的记录。你们可以在工部局查到。”

“工部局？”军官冷笑了一声，“许小姐，这里是治安所。不是法租界的工部局。你没有良民证，就是流民。”

许薇薇的手指攥紧了。

“那我现在怎么办？”

“两个选择。”军官竖起两根手指，“第一，遣送回原籍。你是苏州人，我们会把你送回苏州。到了那边，你自己想办法。”

“第二呢？”

“第二，你找个在申城有良民证的人来保你。保人需要来这里签字画押交保证金。签了字，你走。”

许薇薇低下头。

苏州。那里没有家，没有亲人，什么都没有。

保人。在申城，她认识的人屈指可数。照相馆的几个老顾客、周松龄、陈铭、沈毅行。

周松龄——她忽然想起来，上次打电话给周松龄，他的事务所一直没人接，她以为是疫情放假。

“军官，我想打个电话。”

军官看了她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部黑色的手摇电话，推到桌子角上。

“长话短说。”

许薇薇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给我接周松龄律师事务所。”

电话那头响了很多声，没有人接。

她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她咬了咬牙，拨了第三个号码。

“接司令部。找陈副官。”

电话那头转了几道弯，终于有人接起来。

“哪位？”

“陈副官，是我，许薇薇。我现在在治安三分所，因为没带良民证被扣了。你能不能来保我一下？或者把我的良民证送过来也行。”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许小姐，您稍等。我马上转告少帅。”

“不用转告少帅！你来就行——”

电话已经挂了。

还是绕不开沈毅行。

等了不到二十分钟。许薇薇知道他会来，她没想到会这么快。

走廊尽头传来一阵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军靴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咔嗒咔嗒，整齐划一，像踩着节拍。

走廊里的人自动让开一条道。

许薇薇抬起头，看见沈毅行站在走廊的另一头。

他身后跟着陈铭和四个卫兵，个个全副武装，脸色铁青。

“你跑到这儿来了？”沈毅行的声音不大，但走廊里所有人都听见了，“你知不知道，老子找你找了一晚上？”

许薇薇抬起头看着他的脸，眼底下有淡淡的青色，下巴上冒出青色的胡茬——显然一夜没睡。

许薇薇没有说话。

“脸上的伤怎么回事？谁弄的？”

“我自己磕的。”

“磕的？”沈毅行看了她嘴唇上的伤口一眼，目光暗了一下。那个伤口怎么来的，他比谁都清楚。“你就这么跑出来，连鞋都不换？”

他低头看了一眼她脚上那双脏兮兮的绣花拖鞋，脸色更难看了。

“陈铭。”

“属下在。”

“把这儿的负责人给我叫来。”

不到一分钟，治安三分所的所长小跑着过来，额头上全是汗。

“少、少帅，您怎么来了？属下不知道您要来，有失远迎——”

“少废话。谁把许小姐抓来的？”

所长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审问许薇薇的军官已经站在后面了，脸色白得像纸。

“我……我抓的。”

沈毅行站起身，走到他面前。

“你抓的？”

“这位许小姐……没带良民证，住在小旅馆里，形迹可疑——”

“形迹可疑？”沈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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