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决战

期末考试前一周，石狮三中初二（五）班的气氛紧绷得像一根拉到极限的橡皮筋，随时可能断掉。每个老师的开场白都变成了同一句话——“这次期末考试是初二最后一次大考，成绩直接挂钩初三的分班。”分班。这两个字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每个人的胸口。三中的规矩是初三分层教学：年级前八十名进培优班，配最好的老师，用最快的进度，冲刺一中；剩下的进普通班，目标是保证高中线。培优班和普通班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门。门这边是塑胶跑道和五层图书馆，门那边是九二路上的服装厂和八七路后面的筒子楼。

黑板上用红粉笔写着“距期末考试还有7天”。值日生每天擦掉一个数字，在原来的位置写上一个更小的数字。每擦一次，教室里的空气就紧一分。课间不再有人闲聊，连最闹腾的几个男生都老老实实坐在座位上看书——不是因为突然开窍了，是因为家长会之后每个人都领回了一顿骂或一顿打。蔡小勇被他爸拿拖鞋抽了三下，现在看到红粉笔字就条件反射地摸后脑勺，说那个“7”字写得跟他爸拖鞋上的花纹一模一样。

杨晓东把课间休息全部砍掉了。以前课间他还会去走廊上站一会儿透透气，现在除了上厕所，屁股不离开椅子。他的课桌上堆着三摞东西：左边是课本，中间是许文彬的笔记本，右边是龚叔店里带回来的货单——货单背面空白，他拿来当草稿纸用。他把时间切成小块：早上到教室先背二十分钟英语单词，课间做一道数学函数题，中午吃饭的时候嘴里嚼着饭团脑子里过物理公式，下午放学后留下来参加课外辅导，辅导结束骑车去龚叔店里帮忙到晚上八点，回家后继续做许文彬帮他整理的易错题集，做到十一点关灯睡觉。每天周而复始，像一台被上了发条的钟。发条拧得很紧，紧到蔡小勇说他半夜说梦话都在背英语课文。

许文彬把整理好的各科复习重点复印了一份给他，厚厚一沓，用订书机订得整整齐齐，每一页的页边都手写了标注——“这题去年期末考过”、“这个公式必背”、“此处陈老师说期末肯定会出”。这份资料在五班变成了硬通货，好几个同学跑来借，许文彬一律回答“找杨晓东复印”。他不是不愿意分享，他是想让大家知道——杨晓东有，你们找他。那个曾经被全班孤立、课桌上刻着“杀人犯”、被人叫了一个学期“瘸子”的人，现在手里握着全班最抢手的复习资料。

林小禾还是每天早上往他课桌上放一盒糯米团子，但便签纸的内容变了。不再是“今天食堂有红烧肉”，而是“今天考你五个单词，错了中午请我喝汽水”。杨晓东输了三次，请了三瓶玻璃瓶装的芬达，橘色的那种。林小禾把汽水瓶盖收集起来，说攒够了要串成一个手链。杨晓东问她要手链干嘛，她说“辟邪”。杨晓东没听懂，但他没有再问。林小禾说话总是这样——把很重的话用很轻的方式说出来，轻到你不仔细想就会漏过去。

期末考试前三天，星期天。龚叔给杨晓东放了一天假，说“别来了，好好复习，考不好别回来见我”。杨晓东就一整天待在筒子楼的小隔间里。他把许文彬给的复习资料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用红笔把自己还不太熟的知识点圈出来，然后专门针对这几个薄弱环节反复做练习。窗外的海风从早刮到晚，他连窗户都没开过一次。中午他妈端了一碗面线糊进来，放在他桌角，摸了摸他的额头，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面线糊是他妈从菜市场买的最便宜的细面线，加了几根葱花和一点点虾皮，清汤寡水，但热气腾腾的。杨晓东一边做数学题一边喝，喝到碗底的时候发现他妈在碗底藏了一个荷包蛋。荷包蛋煎得有点焦，边缘发黑，但她把焦掉的部分自己吃掉了，把中间完整的蛋白留给了他。

他看着那个荷包蛋，筷子停在半空中，好一会儿没有动。

他把荷包蛋吃了，把碗端到厨房，洗了。然后回到小隔间，继续做题。

期末考试持续了三天。第一天语文政治历史，第二天数学物理，第三天英语。每科考完，走廊上都有人在哀嚎，有人说数学最后一道函数题超纲，有人说物理实验题根本没做过，有人说英语阅读理解讲了什么完全看不懂。杨晓东考完英语出来，靠在走廊的栏杆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怎么样？”蔡小勇从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

“英语作文写满了。”杨晓东说。他这次的作文题目是“A Letter to a Friend”——给朋友的一封信。他没有犹豫，直接套用了上学期背过的那些句型。他写了他最熟悉的东西——一个男孩给一个在远方上学的女孩写信，告诉她他正在努力，他们会在同一所高中见面。写完之后他数了一遍字数，九十八个词，超过题目要求的八十词。他不知道这算不算跑题——题目没有规定内容，只要格式是信就行。反正他写了。他把她写进了试卷里，用另一种语言，用最简单的主谓宾结构，用他这一年半积攒的全部词汇量。

“你写了什么？”

“不告诉你。”杨晓东靠在栏杆上，看着操场上那排芒果树。芒果花已经落尽了，青涩的小果子挂满了枝头，一串一串的，藏在茂密的叶子中间。等到九月，这些果子就会变黄变熟，那时候他就是初三的学生了。而王雅雅也会从初二升到初三，开始在厦门那所全封闭学校里为中考做最后的冲刺。他们之间隔了两百多公里，但他们的日历是同步的。他想到这里，嘴角动了一下——一个极轻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蔡小勇在旁边叽叽喳喳地对着答案，说选择题最后一题选C还是D，杨晓东没有接话。他已经不在乎答案了。他把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不归他管。

成绩公布那天是七月三号。杨晓东走进校门的时候，公告栏前已经围满了人。有人从人堆里挤出来，脸上带着哭过的痕迹；有人站在外围踮着脚往里张望，嘴里念叨着“让我看一眼”；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又尖又颤——“妈，我考了年级前五十！”

杨晓东没有挤。他站在人群外面，等着。

人潮来了一拨又走了一拨，笑的笑，哭的哭，打电话的打电话，蹲在墙角不说话的蹲在墙角不说话。他站在芒果树下，手插在口袋里，左手握着贝壳，右手握着一张叠好的空白成绩条——学校发的，用来对照公告栏上的排名自己填写。他没有填，等着亲眼确认。

人散得差不多了，他才走上前去。初二（五）班期末考试成绩排名表。他深吸了一口气，从下往上看。倒数二十名——没有。倒数三十——没有。他的心跳开始加速，太阳穴突突地跳。手指顺着名单继续往上，第十五名——不是。第十名——不是。他的手指停住了。

杨晓东。数学八十六。英语六十八。语文八十二。物理八十三。政治七十九。历史七十四。总分四百七十二。全班排名第九。

第九名。他的手停在那个数字上，一动不动。不是第二十，不是第十五，是第九。从前二十挤进前十，从年级两百名挤进前八十——不，这个分数在年级里大概能排到六十多名。他已经稳进前八十了。他的手指在名单上微微发着抖，嘴唇动了动，像是在念一个数字。第九。他念了两遍。第九。第九。然后他把手放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空白成绩条，一笔一划地把自己的成绩填上去。他的手还是很稳的，字写得很工整，每一栏的数字都填得端端正正，没有一处涂改。

他把成绩条折好放进口袋，转过身。林小禾站在公告栏的另一头，也在看成绩。她的物理考了七十三分，比期中整整高了十分，总分排名全班第十二，也进了年级前八十。她隔着人群看到杨晓东的成绩，眼睛瞪得老大，嘴张成了一个O型。然后她朝他竖了一个大拇指，用口型说了一个字——“棒”。杨晓东看着她，也竖了一个大拇指。

许文彬站在公告栏最前面——他不用找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永远在最上面那一排。许文彬，全班第一，年级第三。年级第三是他初中以来的最好排名。推了推眼镜，看完自己的成绩之后，第一件事不是打电话给家里报喜，而是转头在名单上找杨晓东的名字。他看到“杨晓东”三个字排在第九的位置，沉默了两秒，然后嘴角那个极轻微的弧度又出现了。

蔡小勇在人群外面蹦了两下，然后冲过来一把抱住杨晓东的肩膀，差点把他撞倒。杨晓东的左腿吃不住力，被撞得往旁边踉跄了一步，但他没有推开蔡小勇。蔡小勇自己的成绩一般——全班第三十五，但他比杨晓东本人还激动。“第九！你他妈考了第九！从倒数第十到正数第九！你还是人吗你！”他的声音太大了，周围好几个同学都转过头来看，有人笑，有人也跟着起哄：“杨晓东第九？真的假的？”“卧槽，那个腿被打折过的杨晓东？”“不是——那个在ICU里躺了四天的杨晓东？”杨晓东把蔡小勇从身上扒下来，拍了拍被他撞歪的衣领。

“第九而已。又不是第一。”

“而已？你从倒数第十爬到第九，叫而已？”蔡小勇还要继续喊，被杨晓东一个眼神压下去了。

陈国栋拿着全班的成绩汇总从教务处走出来，看到公告栏前的杨晓东，脚步停了一下。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排名表，又抬头看了看杨晓东。然后他走过来，把一张纸递给杨晓东——是夏令营的入选通知。通知上印着一中的校徽，红色的，形状像一本打开的书。纸张很厚，比学校平时发的任何通知都要讲究，摸上去有细微的凹凸感。

“暑假一中夏令营。七月十五号报到。为期两周。年级前八十名都有资格。你排在年级第六十三，稳进。”陈国栋的声音还是那种慢条斯理的调子，但杨晓东注意到他把通知递过来的时候，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敲了一下——那是一个代替表扬的动作。一个在课堂上当众表扬杨晓东可能会引起其他同学不适的班主任，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从来没有说出口的认可。

杨晓东接过通知。他看着上面印的一中校徽，看着“石狮一中优秀学生夏令营”几个烫金大字，看着自己的名字被打印在“参营学生”那一栏里——杨晓东，初二（五）班。这三个字印在一中的通知上，不再是那个被叫“杀人犯”的问题学生，不再是那个被人叫“瘸子”的跛脚少年，是一个靠自己的分数堂堂正正走进省重点校门的参营学生。

“谢谢陈老师。”

“别谢我。这是你自己考的。”陈国栋推了推眼镜，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对了，夏令营的伙食费一天二十块，学校补贴十块，剩下十块自己出。两周一共一百四十块。你要是困难，我帮你申请减免。”

“不用。”杨晓东说。他在龚叔店里攒的钱，刚好够交这一百四十块，还能剩一点买一中出的那套中考模拟卷，“我有钱。”

陈国栋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他走出几步，在走廊拐角处停了一下，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走廊里没有人看到这个动作。

林小禾也收到了通知。她拿着通知跑到杨晓东面前，把通知举得高高的，纸张在她手里抖动着发出清脆的声响。“我也进了！年级第七十四！擦线进！差点就进不了了——要是物理再低两分我就掉出去了。我爸那边——我还没告诉他。不管了。反正我要去。”她说完，突然想起什么，把通知放下来，“你钱够吗？一百四十块。”

“够。”

“真的够？不要勉强。”

“够。龚叔给我涨工资了。一天二十。”

林小禾点了点头，没有追问。她知道杨晓东说“够”就是够，他不说谎。他可以在被打得满脸是血的时候说“没事”，但钱的事他从来不撒谎。穷过的人都知道，钱的事不能撒谎。一百四十块对有些家庭来说就是一顿饭钱，对他来说是在龚叔店里干整整一周的工钱，还是涨了工资之后的。

杨晓东走出校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三中的校门还是那个老旧的铁栅栏，漆皮掉得一块一块的，“石狮三中”四个大字还是缺着那一横。芒果树上的小青果挂在枝头，正在积蓄糖分，等待秋天的成熟。他刚来这里的时候是2006年的夏天，现在已经是2008年的夏天了。整整两年。他从一个只会用拳头说话的问题学生，变成了一个考全班第九、即将去一中参加夏令营的人。他把通知折好放进口袋里，左边口袋，跟贝壳和成绩单放在一起。然后他骑上自行车朝龚叔的店骑去。他要告诉龚叔，他考了第九，要去一中夏令营了，能不能晚上多干一个小时攒点钱买那套模拟卷。他蹬着自行车穿过石狮七月热辣辣的阳光，左腿蹬车的频率均匀有力，几乎看不出任何异样。海风从背后推着他，像一只看不见的手。

七月十五日，石狮一中优秀学生夏令营开营。

那天早上杨晓东五点半就醒了。他妈比他起得更早，在厨房里给他做了一碗面线糊。这一次不止有虾皮和葱花，还有两个荷包蛋。两个。她把两个荷包蛋都卧在碗底，用面线盖住端到他面前，说吃两个，考两个一百分。杨晓东想说我期末已经考完了夏令营没有考试，但他看着他妈那副小心翼翼的笑脸，把话咽回去了。他把两个荷包蛋都吃了，喝了面线糊，背上书包出了门。

他到三中校门口集合的时候，大巴车已经停在老榕树下了。校门口站着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三三两两地聊着天，有人手里拎着行李箱，有人只背了一个书包。许文彬站在人群边上，手里拿着一本英语单词书，一边等车一边背单词。这种零碎时间都不放过的人，全年级大概找不出第二个。林小禾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杨晓东不用看也知道，里面是糯米团子。她看到杨晓东，小跑过来，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个饭盒塞进他怀里。

“芝麻馅的。昨天夜里做的。夏令营第一天，不能饿着肚子。”

“你又用你家的厨房——”

“我后爸打牌通宵没回来。我妈帮我打的掩护。”林小禾朝他眨了眨眼，转身跑回女生堆里去了。

大巴车开了四十分钟，从石狮的老城区开到新城区，从工厂和城中村开到宽阔的柏油马路和整齐的绿化带。车窗外的风景越来越新，越来越干净，路边的楼房从灰扑扑的筒子楼变成了贴了瓷砖的小高层，又从小高层变成了有围墙和门卫的高档小区。车上有人在叽叽喳喳地聊天，有人趴在车窗上看风景，有人在闭着眼睛背课文。杨晓东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放在左边口袋里，隔着校服布摸着贝壳的边缘。

车停在一中校门口。

杨晓东走下车，站在一中门口，仰起头。

一中比他想象中还要大，比许文彬给他打印的那两张黑白照片上的样子要气派得多。校门是自动伸缩门，不锈钢的，比三中的铁栅栏宽了至少三倍。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福建省石狮第一中学”八个大字，金底红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大门两侧种着两排棕榈树，树干笔直，叶片在风中轻轻摇曳。校园里面的路是柏油铺的，平整光滑，不像三中那样坑坑洼洼，一下雨就积水。正对校门的是一栋六层的白色教学楼，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每一扇窗户都是铝合金的，不像三中那样木头窗框被海风腐蚀得关都关不严。教学楼后面能看到塑胶跑道的一角——红色的跑道，绿色的草坪，白线画得分明，比他见过的任何操场都要漂亮。

杨晓东站在这座校园面前，觉得自己很小。不是那种被人看不起的渺小，而是站在一个巨大的可能性面前时，那种心跳加速的、带着敬畏的渺小。他曾经在课桌里贴过两张黑白的照片，把照片翻来覆去地看，用手指一遍遍地描着模糊的轮廓线。但现在照片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眼前，比照片里更明亮、更真实、更近在咫尺。他往前走了一步，跨过那道自动伸缩门。

夏令营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上午是学科讲座——一中高中部的老师亲自来讲，数学老师讲二次函数的图像变换，那水平比陈国栋高了一个档次，一张嘴就把二次函数的配方、顶点式、交点式全部串成了一条线。英语老师全程用英语授课，语速很快，杨晓东大概只听懂了百分之六十，但他还是拼命记笔记，把听不懂的部分用红笔圈出来，打算回去问林小禾或者许文彬。下午是参观校园和自由活动。第一天参观实验室——物理实验室里有气垫导轨和光电计时器，生物实验室里有显微镜和人体骨骼模型。杨晓东在物理实验室里摸了气垫导轨的轨道，光滑得像冰面，他用手推了一下滑块，滑块在气垫上滑行了好几秒才停下来，几乎没有摩擦。他在三中的物理课上听老师讲过“气垫导轨可以减少摩擦力”，但看到实物还是第一次。他盯着那个滑块看了很久，忽然想明白了一道他一直没搞懂的力学题。

林小禾在生物实验室里对着显微镜看了半天洋葱表皮细胞，看完之后出来跟杨晓东说，她觉得自己以后可以做医生。杨晓东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显微镜下面的世界比肉眼看到的有秩序。杨晓东不太理解这句话跟做医生有什么关系，但他记住了她说这话时的表情——右眼还贴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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